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自古以来，就有利用高原地形凿洞而居的传统。一排排、一列列的窑洞依山而建，点缀在陕北的沟、梁、塬、峁之间。当地人曾经世世代代住在这些窑洞里，赓续血脉，延续乡愁，形成独特的陕北民居文化。

1935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星罗棋布的陕北窑洞就成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样的窑洞里战斗生活了十多个春秋。自此，延安的窑洞成为革命的窑洞、思想的窑洞和精神的窑洞。

一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中国革命掀开新的一页，亟需新的理论指导。在土窑洞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奋笔疾书，撰写了大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典著作：从《实践论》《矛盾论》到《论持久战》；从《〈共产党人〉发刊词》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从《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到《愚公移山》……

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毛泽东写出了众多马列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据统计，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共收入文章159篇，其中延安时期完成的有112篇，占比超过了70%；《毛泽东军事文集》共收入文章1628篇，延安时期完成的就有938篇。这些在延安土窑洞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给全党注入了无穷力量，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二

放眼未来，放眼发展，党中央在延安这座山城里办了30多所院校。当年的延安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这些学校大都分布在延河两边的窑洞里，被称为“窑洞大学”。

爱国知识青年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科学技术、学艺术，迅速成长为方方面面的人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之初，没有校舍，大家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纸张，就把树皮剥下来晾干订成小本子；没有墨水，就用锅底灰掺水蘸着写；没有桌凳，就用砖块石头垒。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作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

随着形势发展，大量爱国青年汇聚而来，校舍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据一位女学员回忆：“在窑洞最紧张时，十几个女生挤在一个炕上，晚上大家一排排地睡下，早上起来时必须要喊一二三，一齐起来，否则谁也甭想翻身。”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大家一起开山凿洞。当时，从校领导到全体教职工、学员齐动员，扛着镢头、铁锹，浩浩荡荡地开上山去挖窑洞。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有的同志抱病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同志开窑洞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又接着干。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苦干，使知识青年深受感动。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自我改造的决心很大，两手血泡，腰酸背痛，还是咬牙坚持干下去。毛泽东看到火热的劳动场面，激动地说：“你们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与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

这些经过革命熔炉锻造的知识青年，毕业后分赴祖国的各条战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延安窑洞里积累的干部培训经验，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延安的窑洞不愧为“新中国干部教育的摇篮”。

三

宝塔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当年，无数有志青年追寻着信仰之光，以宝塔山为指引来到延安。与宝塔山隔河相望的还有一座清凉山。清凉山在延安时期是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新华广播电台和中央印刷厂等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当年，我们党的声音就是从清凉山发出去的。陈毅有诗曾云：“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为从清凉山上的窑洞传出党的声音、党的主张，让万众关切瞩目，清凉山也被誉为“新闻山”。

当时的延安，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纸张、印刷机和电台等都严重缺乏。党派人去上海、西安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购买设备。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他们把设备拆整为零，分装在几口棺材里，以送葬的名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运到延安。当时的延安，没有电，就由四五个小伙子轮流摇人力发电机，以保障24小时不停歇地印刷；没有纸张，就发明用马兰草造纸的办法。

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工作人员改装旧汽车的引擎来发电，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里，办起了播音室。没有隔音设备，就把羊毛毯子挂在门上、墙上以减少杂音。

1940年12月30日，以“XNCR”为呼号的延安新华广播从窑洞中发出，红色的声音响彻在中国大地上。就这样，党的新闻事业从延安的窑洞里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四

1940年，为了支援祖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他先到得重庆，蒋介石大摆宴席招待陈嘉庚，仅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陈嘉庚的心情却很沉重：国难当头，竟如此奢侈。国民党要员身居高位，假公济私，贪污舞弊之风盛行。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极力反对，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一张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当桌布。饭菜上桌，只有土豆、白菜、辣椒，还有一盆清炖鸡肉。毛主席指着饭菜笑着对陈嘉庚说：“这几个菜都是我亲手种下的。鸡不是我备下的，我可没钱买鸡，这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你这个贵客，特意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陈嘉庚感慨万千。他在延安实地考察期间，亲眼见到延安社会风气良好，没有盗贼乞丐，没有苛捐杂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朝气蓬勃，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形成鲜明对比。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延安的窑洞，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说：“过去我对国事忧虑悲观。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的意外。这里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五

1945年7月1日，在抗战胜利的前夜，黄炎培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来到延安访问。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窑洞里畅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略做思考，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地说：“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从延安回来后，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延安的窑洞历经岁月变迁，依然伫立在这里，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故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很多答案就蕴含在延安的窑洞里。

（编辑 刘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