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上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对毛泽东等进行采访后，沿顺宁、薛岔、铁边城一路前往西方野战军前线采访，途经吴起镇时停留了三天，饶有兴趣地对西北军委供给部在吴起镇所办的后方工业和工人的生产生活进行详细采访，并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斯诺时为国际知名记者，他的采访报道，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和看法。同时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的工业发展和革命活动，促进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他在报道中说：“吴起镇是陕甘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在《西行漫记》一书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中，斯诺先生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他在吴起镇的见闻。他一边记述，一边感慨，一边惊叹。这些报道即使今天读起来，也同样让人振奋。他写道：“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一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我在吴起镇待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胡金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轻大学生、一名红军医生、一名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兵工厂像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照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100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应是郝希英)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36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1931年9月18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名上海机工师傅和一名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我了解到兵工厂的114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20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80%是党团员。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18——25岁或30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先)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29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是雷娜·普罗姆的朋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10到15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10%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的款项供工人做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24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的确令人感到兴奋。至于现实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淋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1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10 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宁夏西吉县的将台堡等地会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斯诺做记述：“现在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冬服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悬虑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

斯诺的这些报道，真实而具体地展现了西方野战军西征期间，吴起镇曾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业中心和重要大后方的部分景象。当年，吴起人民在中共赤安县委、县苏维埃人民政府带领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输送兵员，积极支援前线。在后方为驻吴省级机关、军委后勤各部、过往部队安排食宿，妥善安置伤病员，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全县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编辑 张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