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其祖籍为陕西邠州（今彬州市）人，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在政治上，他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对宋朝廷曾多次提出颇具见地和击中时弊的改革奏议，并与奸相吕夷简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因而一再遭贬谪；在文学上，他的著述甚多，不仅散文写得好，如著名的《岳阳楼记》，而且诗歌写得更好。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曾以生动的笔触，磅礴的气势，讴歌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并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表达了他的伟大胸怀，久传不衰。

一

范仲淹早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仲淹亦随继父取名朱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家世，乃感泣辞母，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习）。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宋史《范仲淹传》）。

随后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今淮安）粮科院等小官，母丧辞官，闲居家中。时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有名气，召请监府学。仲淹首次上书仁宗，希冀善“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宋史卷三百一十四）。由晏殊推荐，任秘阁校理，首次去京做官。范仲淹通晓六经，精通《易》学，学习经学的人大多向他请教，解决疑难，他手捧经典为有疑者答疑解难，不知疲倦。他曾经用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而自己的儿子却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范仲淹却始终泰然处之。“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颇得士大夫的拥赞，开始在京都与政坛发挥其正直的影响。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政，天子率百官祝贺。范仲淹极力劝谏这件事，并且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又上疏请太后还政，触怒了太后。不久任河中府（今运城）通判，贬谪到陈州（今淮阳）。当时仁宗按照太后的旨意，大兴土木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并在陕西征购木材，苦于百姓，仲淹上书：“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这些建议虽未受纳，但仁宗皇帝认为范仲淹是一位忠诚之士。

不久，章献太后崩，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和旱灾，江、淮、京东这些地区灾情尤其严重。仲淹上书皇帝，请遣使赈济，皇帝不予理睬。仲淹乃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遂命范仲淹安抚江、淮地区的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并且禁止灾区老百姓过多的祭祀活动，奏请朝廷免除庐州、舒州上供的折役茶，江东的丁口盐钱，并且向仁宗皇帝逐条陈述了救治朝政弊端的十件大事。

景祐年间，皇帝废郭皇后，仲淹率谏官、御史伏阁力争之，未奏效；次日又劝说百官拜请宰相再次相谏，还未到大堂，即被仁宗贬为睦州知州（今浙江新安江），次年调任苏州知州。时值苏州发生水灾，百姓的田地无法耕种，仲淹领众百姓疏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他招募民众兴修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就被调任明州知州，转运使向朝廷上奏，暂时留下范仲淹完成水利工程，被得以批准。随后朝廷提升范仲淹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京城，判国子监，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任宰相，权倾全朝，百官大臣，多出其门下，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仲淹上百官图，公开揭露，多所指责，夷简不悦。有一天，仁宗与群臣讨论建都之事，仲淹说：“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仁宗问吕夷简意见，吕答：“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四论其事，并直言相谏：“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所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吕夷简愤怒地向仁宗诉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范仲淹对此极力反驳，言辞急切，于是贬于饶州（今江西波阳），时在景祐三年（1036年）。

景祐四年，仲淹调润州知州（今镇江市），又徙越州（今绍兴市）。仲淹等遭贬东南一隅，朝中一时言路堵塞，一些谏官相继起来为仲淹等鸣不平。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言：“顷仲淹、余靖等以言事被黜，天下咋舌，不敢议朝政，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善应来集。”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续资治通鉴宋记四十一）。

赵元昊反叛之后，根据韩琦的推荐，范仲淹来到延安，从事边防作战，开始了戍边生涯。

二

由赵元昊建立的西夏国（建都兴庆府即今银川市），本是党项族。党项族原本是古代羌族的一个部落，先是居住于今青藏高原东部，与吐蕃（藏族）有血缘关系。大约在隋代（581—618年），由于吐蕃族的兴起，党项族受到威胁，乃举族东徙，经由甘南，过六盘山，直趋丰州、麟州、府州地区（今神府地区），一部分被安置在夏州（今横山县境）。其首领拓跋赤辞归顺唐朝，被太宗李世民赐姓李。经二百余年的繁衍生息，至唐懿宗咸通末年（873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窃居宥州，自称刺史”，因参加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封为夏国公，复赐李姓，“据有夏（横山）、绥（绥德）、银（米脂西）宥（靖边）、静（榆林西）五州之地。”其后裔乘五代十国混乱之机，不断拓扩地域，至北宋初年，遂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夺取兴、灵诸州，奠定了西夏基业。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主李继捧率族人入京朝贡，被宋太宗赐姓赵，名保忠，从此始，羌人又由李改姓赵。其族弟继迁也于淳化初年赐名赵保吉。保吉的孙子赵元昊“少年有志，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继父位，于宝元六年（1038年）10月10日，正式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时年30，建都兴庆府，正式背叛宋廷，另立国号，揭开了近百年的宋夏边境战争。时西夏国领土十八州，拥军55万。

三

赵元昊叛宋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边战争，即攻保安（今志丹）、陷金明（今安塞沿河湾）、围延州。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初八，元昊先是自承平寨退，声言将攻延州。延州守将范雍闻之甚惧，报请宋廷派兵驰援。继而元昊又遣其衙校贺真来假言“愿改过归命”，即归顺宋廷，范雍信以为真，“厚礼真而遣之，遂不设备”（《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

元昊乃于正月首先挥军攻保安，自土门路入。范雍闻讯，急令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从庆州（庆阳）赴保安；又命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率军趋保安，二军和解保安之围。刘平得范雍号令，率骑兵三千行四日抵保安，与元孙合军，趋土门拟迎击西夏军；正月十八日，西夏军20万人改攻金明等36寨（今安塞及志丹境内），金明诸寨宋军主将李士彬素称“铁壁相公”，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率军10万，为延州北面屏障。但由于兵力分散，很快即为西夏军各个击破。士彬被擒，子怀宝战死。兵临延州城下，此时范雍极度恐慌，又急令刘平、石元孙回军救延州。刘、孙挥军于正月二十日返军于保安，并立即向延州进发。（刘）平素轻贼，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乃昼夜兼行，于正月二十二日夜进

抵三川口（今安塞高桥附近）西十里止营，遂即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将2000人屯保安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

正月二十三日，“五将合步骑万余人结阵东行五里，刘平令诸军齐进。至三川口遇贼，时平地雪数寸，官军争奋，杀贼骑700人，乃退。贼复蔽盾为阵，官军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至夜晚夏军反攻过来，黄德和退走保西南山，众军随皆溃。是夜刘平等立土寨自守，经次日之激战，刘、孙二将被擒，几乎全军覆没（黄德和后被庞籍腰斩）。

夏军围延州七日（正月二十五至二月初一），因一场铺天盖地大雪遂解围而去。虽免于城破兵败，但范雍因指挥失措，先有坐失金明之役，又有三川口之败战，连折二大将，遂于二月二十八日降知安州。

四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根据韩琦的建议，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尚未到任，于四月二十八日又改为陕西都转运使。仲淹上书仁宗：“闻边城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五月二十六日，任韩琦为枢密直学士，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同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八月二十八日，范仲淹又自请兼知延州，正式来到延安从事戍边战争。仲淹来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编军队，分将率领，因敌情而异，灵活作战。按宋制，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小官先出，逐级出战，循规蹈矩，多所败绩，很不适应战争之需要。范仲淹对部下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乃以州兵一万八千人分六将率领和教练之，遇敌则视其兵力众寡，分别出兵，使敌不敢来犯，既而诸路（时对西夏作战共分四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竞相仿效之。

同时，征集当地民众中的弓箭手，每25人为团，置押官，每四团为一都，置正副都头；五都为一指挥，置指挥使，平时训练种田，战时作战，使军民结合，形势大为改观。夏人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续资治通鉴》）。

其次，收复失地，修复城寨，鼓舞斗志，积极御寇。首先率军收复塞门砦（今安塞镰刀湾）、安远寨（今安塞北）、园林城（在志丹县北五十里）等失地，并击走入侵之敌；同时令军民竭力修复遭毁坏的边塞城寨，如金明寨（今沿河湾），万安寨（今西河口），保安的大顺城、白豹、金汤以及永坪、承坪等十二寨，大大地巩固了边防阵地。

其三，垦营田、积谷粟，增强了战争的物质基础。仲淹到任后，即令各寨军民广开营田，多收粮草，以减轻国家的耗费，人民的负担。是年九月，命仲世衡一边抢修青涧城，又“开营田二千顷，放贷通商，城遂富殷”，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遭战争严重摧毁的经济，又丰富了战争的物质基础。为了减轻老百姓远途输送粮草的劳苦，请议在鄜州设军（诏建康定军），以河中、同州（今大荔）、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之租税就地储备，春夏徙兵就食之，可省籴粮十之三，大大减省了人民的负担，反映了仲淹爱民之心。

其四，在全面加强边塞设防的同时，又重点加强延州城的设防：修复了延州城的城垣，在宝塔山上进行重点防御设施的修筑，如修建了望寇台（又名摘星楼）及其周围的城堡（遗迹至今犹然可见），报警用的烽火台，汲水的范公井，嘉岭书院，亲笔又在山崖上书写“嘉岭山”“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等石刻，这些文物古迹，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范仲淹留给延安的纪念。

其五，用怀柔政策，招纳边界各族边民，使之忠于宋廷、背离西夏，削弱元昊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边塞诸部族，多有归顺。使“承坪等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顷已下敕招携蕃族首领，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亦可俯从。”（《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二日，赵元昊遣使来延州与范仲淹和谈，因一无表章，二无诚意，在未报知朝廷的情况下，仲淹遗书晓以逆顺之理，并遣监押韩周与夏邦来使高延德一同送书于元昊。书云：“曩者景德初，两河休兵，中外上言，以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合关中之力，以图收复；我真宗皇帝文德柔远，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车服，贵极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尔也！自此朝贡之臣，不绝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养生送死，令终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顺之功也。”

“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遣使厚吊赙之礼，听大王嗣守其国，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袭爵，违先君之誓书，遂僭位号，遣人归纳旌节；中外惊愤，请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不忍一朝骤绝，含容不杀。省初念终，天子何负大王哉！”

“传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天子侔？大王建议之初，必谓边城无备，士心不齐，驱马而来，所向可下。今奔冲边地，频年于兹，汉之兵民有血战而死者，无一城一将愿归大王者，与初望无乃异乎？”

“大王果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举，徒由众请。以此谢罪，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一也。如众多之请，终不获辞，前所谓汉、唐单于、可汗之称，于本国语言为便，亦不失其贵，二也。但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复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厚赐，为大王助，四也。又，前来入贡之臣，止称蕃校，以避爵命。按唐方国之礼，常遣宾佐入贡于朝，则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诸蕃所建官名，未尝与中国相杂，使其持礼而来，则无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时者边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领，仲淹亦一面请罢，惟大王告谕首领，不须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则太平之乐，遐迩同之，六也。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宗族之人必更优恤，七也。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获其所，八也。大王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它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惟大王择焉！”（《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范公大书，一气呵成，高屋建瓴，气宇不凡，说理透彻，晓之利弊，在西夏小王朝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但因这封遗书，事先未奏请宋朝廷，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宋庠甚至提出“仲淹可斩”，因杜衍、孙沔等人的极力申辩，方免为罹难。

去岁末，仁宗命鄜延、泾原两路军于正月上旬出兵攻西夏军。仲淹认为此举不可采，于是上书谏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慑其气矣。鄜、延密迩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

朝廷虽许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纳意，仍诏仲淹与夏竦、韩琦等同谋，可以应机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师。仲淹前后凡六奏，申述己见。

庆历元年二月四日，朝廷欲发泾原、鄜延两路兵讨贼，议未决，诏环庆路副部署任福抵泾原议事。会韩琦巡边，亦抵泾原，而谋者言元昊谋寇渭州。二月九日，任福将兵一万八千人，以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泾源都监武英继之，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皆从。“琦面援福等方略，以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刍粮足供，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福等就道，琦亲至城外重戒之。”（《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捺龙川，遇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同巡检内侍刘肃，与贼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贼弃马羊橐驼佯北，怿引骑趋之，福亦分兵自将踵其后。薄暮，福、怿合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为一军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约明日会兵，不使贼得逸去。逻者传贼兵少，故福等轻之。路亦远，刍粮不继，人马已乏食三日。

福等不知贼之诱也，悉力奔逐。三月十三日，至龙竿城北，遇贼大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诸将乃知堕贼计，势不可留，因前接战。怿驰犯前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坠崖堑相覆压，怿、肃死。贼分兵数千断官军后，福力战，身被十余矢。小校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军败，以死报国耳！”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颊，绝喉而死。福子怀亮亦死之。（《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朱观、武英、王珪等另一路8000余人，经一日激战，仅朱观引千余人得以幸免外，武英、王珪、耿傅等以下将士亦全军覆没。两军相距仅五里处，“然不相闻也”，可见消息多么闭塞！

以上好水川任福等作战失败，发生在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为与西夏交战以来的第二次大败仗。

此次战败，一是敌情不明，朝廷所定作战计划失当，战机与天时、地利均不利，而又是孤军深入，本来就很难取胜；二是任福一贯骄纵轻敌，好功急利，盲目冒进，指挥欠妥，互不协调，未按韩琦所定作战方略行动，更是惨败的直接原因。

由于好水川之战失败，朝廷于四月二日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韩琦为右司谏，知秦州（今天水）；四月四日，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因坐鄜延路拒不出兵声援任福进攻之罪。

范仲淹从1040年8月28日到延州，至次年4月4日贬耀州止，在延安实际只待了七个月零六天。范仲淹在延安时间很短，但在人民中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昼象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在延安，于今东关黑龙沟处，先后建有范公祠，韩范二公祠，直至清末才被毁，如今清凉山上已新建了范公祠，供人观瞻。

是年五月二十四日，仲淹又被调去守庆州（今庆阳）；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又调任邠州观察使。至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与韩琦同时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止，仲淹在延州、庆阳、邠县等地戍边共计二年零六个月。以后仲淹又以宣抚使巡边河东与陕西，并以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后因病知邓州（河南邓县），杭州，青州（山东益都），卒于从青州至颍州（安徽阜阳市）的途中，终年六十三岁。

（编辑 张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