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维护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故事虽小但真实、感人，也从细节中折射出革命先辈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一切为了群众”的道德情操。其中，董必武为了六角钱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并亲自向中共中央写检讨信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正人先正己”。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董必武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无论对自己、对青年，都把艰苦朴素作为行为的第一要求。他创办武汉中学时，亲手制定了“朴、诚、勇、毅”的校训，把艰苦朴素列在首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

1934年，董必武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此时，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妇女队任队长，徐特立任副队长。两位老人带着一大批妇女干部、病号和60副担架行进在长征路上。他们每天不但要像年轻人一样背着东西行军，还要照料伤病员，照应担架，做民工的安置和收容工作。由于跑前跑后，走的路特别多，草鞋就破得特别快。董必武的草鞋穿烂了，脚被刺破了好几处，鲜血把鞋都染红了。徐特立见状就直劝他换双鞋子，红军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要把自己的胶鞋给董必武穿上。董必武推让半天，说：“我有一双新草鞋，舍不得穿呢。”队伍到了湖南境内，遇上了连阴雨，道路泥泞，踩在草泥巴上，行军更加困难。董必武就脱下草鞋，光着脚走路。因为红军一般都是选择夜间走路，加上道路泥泞，还没有穿鞋，因此可想而知，董必武一路上要经受多大的痛苦！后来为了行军的需要，董必武不得不花钱买了一双旧胶鞋。在总结长征胜利的时候，何长工感谢董必武提前到达为部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而董必武却要感谢脚上的这双旧胶鞋。董必武特别珍爱这双旧胶鞋，一路上舍不得穿，而是洗干净藏好，一遇到急行军才拿出来穿上。为此董必武还养成了一个习惯，见到路上有旧胶鞋就捡来，破了就赶紧补，不光自己有鞋穿，还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方便。他经常说：“别看是一双破胶鞋，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可大着呢！”

长征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但他的生活条件依旧十分艰苦。作为校长的董必武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办公桌，一条长凳，合睡一张不宽的硬板床。当时的中央党校分五个队，分别住在五个村子里，各相距五公里左右。董必武和其他教员一样要巡回上课，还要巡视工作。同时，他还要搞粮食，打柴火，但不管多么辛苦，董必武都和学员一样坚持不误。当时董必武有五块钱的津贴，但是他总舍不得用，尽量节约下来交党费。生活上，他同普通学员一样吃小米、南瓜、土豆，有时还会吃作饲料的黑豆。他的这种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作风，给教员们以巨大的影响，对学员们来说也是深刻的教育。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在国统区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1941年，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此时，身为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亲自掌管办事处的财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当时，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每年年底，南方局都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规定，拟定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从来不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次，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董必武为此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检讨信。

董必武为了六角钱作检讨这件事，给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以深刻地教育，让他们始终铭记在心。时过近半个世纪，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邓颖超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山城重庆，会见了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这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平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两位老人的话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当年红岩共产党人的生活场景，也使我们感悟到了艰苦朴素、严以律己的红岩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位高权重，亲属们曾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有的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还有的想请他出面“说句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合理的要求，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董必武平时喜欢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8个字，而这8个字正是他淡泊、俭朴生活的写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置办过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这个针线包从江西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北京，一直保存在家中。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他喜欢书法，工作、会议之余，他经常练字，可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作诗是伴随董必武一生的爱好，从1939年到1975年，他写了共有1300余首诗。1964年10月5日，董必武陪同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到延安时，留下了“延安山水绝清佳，圣地常新革命夸，传统精神今继昔，军民共建乐无涯”的诗句。草稿都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期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一支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就劝他扔掉。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绝对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为六角钱作检讨”和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廉洁自律的故事，折射出的是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李维汉曾说：“董必武是艰苦奋斗的模范。”

吴亮平说：“董必武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一个代表。”

（编辑 张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