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走过和住过许多地方，见识过许多人和景物，随着时光的流失和年龄的老化，大都淡忘了，模糊了，正如歌词所唱的“往事如风，痴心总是难懂”。

可是，位于北京城西复兴路的总后勤部大院和大院里那座土红色的28号楼，楼上二层西边那间被著名作家王宗仁称为“望柳庄”的单身宿舍，房子里的那盏小台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在心中闪烁着亮光。

结识王宗仁并同他共事六七年，是我的幸运和福分。在我还是战士的时候，就从报刊上看到过王宗仁的文章，从战友们口中听到过他的一些传闻。王宗仁当时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系统很有名气的新闻干事和作家。以报道和写作反映青藏高原部队生活的作品见长。后来我们走到了一起并在后勤通讯杂志社新闻科共事，才进一步知道他是我们陕西乡党——宝鸡扶风县法门寺人，15 岁上中学时就在《陕西文艺》上发表过作品。1958年1月参军到青海的汽车部队，在风雪高原奋战了七年，因为文采和喜欢创作，被调到总后勤部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和创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总后系统的许多重大新闻和典型人物，诸如青藏运输线上英勇抢险壮烈牺牲的李显文等“英雄十烈士”;“心中唯有红太阳”的毛主席的好战土年四旺；牡丹江军马场“十姐妹放牧班”；301医院的著名脑外科“神刀”医生段国升等，都是他主笔采写的。而他更擅长的是报告文学和散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有散文集出版。

军旅作家王宗仁

我在1968年底从当时的总后西安办事处被选派到解放军报社培训学习，结业后被留到总后机关，恰好分配到王宗仁同志所在的新闻科，又被安排和他同住大院28号楼的同一个宿舍。当时通讯社大部分年轻军官都未结婚成家，王干事虽已成家，但爱人在老家农村，也属于单身汉，只能住集体宿舍。二层楼上一间大约十七八平米的单身军官宿舍，两张单人木板床，两个小小的木条桌和一个小书架床，房子里基本上没有活动空间，向来乐观的宗仁老师将其称之为“望柳庄”，这便是我们两个人的宿舍。于是有了和他朝夕相处，近距离接触和学习的机会。也许，当时的总后通讯社领导看我是刚刚踏入新闻门槛的新生，有意给我安排这么一位文笔老练的老师来传帮带。

到总后机关不久，便有机会跟着宗仁老师到部队采访。第一次是到总后丰台仓库，第二次是到驻防在京郊房山县的汽车五团，记得当时采访报道的题材都是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和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1969年10月，我们俩又奉命奔赴延安，跟踪采访报道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深入陕北老区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迹。那次采访，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我们跟着医疗队的脚步，翻山越岭，进农家，住窑洞，喝小米粥和包谷糊汤，吃荞面饴铬和洋芋叉叉，在体验陕北农村生活与医疗队员热情为老区人民服务的精神风貌的过程中，也陶冶着自己的心灵，写出了十多篇新闻稿和人物通讯。当时还是“文革”年代，我们采写的报道稿免不了带有那个特定时代背景的烙印，但是，宗仁老师的那种刻苦读书，认真钻研，不畏艰辛，勇于吃苦，深入采访，勤奋笔耕的精神和一直陪伴他读书写作的那盏小台灯，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是一辈子的收获。

那盏台灯，小巧玲珑，套在灯头上的是个薄薄的遮光铁皮圆罩，灯座则是个脚架式的活动铁皮夹，既可平放在书桌上，也可以夹固在床头或书架上，随身携带方便，实用性强。它究竟是他从青藏高原上带来的还是哪个有心的朋友赠送的，我没有问过。但是我发现，宗仁老师对这个小台灯特别的钟爱和珍惜，每天起床洗漱后，总忘不了擦拭书架和这个小台灯。有时下部队采访，也小心翼翼地带在随身的挎包里。

我和他共事同住的几年中，他对我像兄长爱护关照弟弟一样，即使我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也是耐心帮助和鼓励，很少指责和批评。可是有一天，我打扫卫生擦桌子时，一不小心将台灯撞倒跌落在地上，他当时就急了∶“小张，慌啥？你能不能小心点！”语气显然和平时不一样。好在屋子是木板地，灯泡未打碎，我急忙将灯捡起重新放好，向他道歉∶“对不起，王干事。”

我的这位师兄，也有向我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与这小台灯有关。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坚持写日记和整理采访笔记。在读书、写作或采访过程中发现和想到的闪光词句或精彩语言，随时随地就记录到稿纸或笔记本上。有时睡到半夜三更，在梦里或忽然间想到一段故事情节或一个标题一句话，会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抄写在笔记本或稿纸上。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在深夜一两点钟或早晨四五点还不到起床的时候，他床头的小台灯就亮着，不是看书就是拿笔在写什么。我呢，年轻人瞌睡多，一般是晚上十点左右上床关灯，常常一觉睡到大天明，军号不响不起床。有天晚上，喝水多了，夜里两点多爬起来上厕所，看到王老师的床头台灯还亮着，就说了句“你咋还没睡？”宗仁老兄以为是他开着灯影响了我入眠，忙说“小张，对不起，我马上关灯。”我说“不，不影响，我是被尿憋醒了。”

这个小台灯，陪伴着宗仁老师也陪伴着我在28号楼的“望柳庄”度过了六年多的军旅单身生活。可以说，那也是我在部队读书最认真、文字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当时的后勤通讯社，是个人才济济、笔杆子集聚的单位。既有报纸刊物做平台，又有总后系统一批理论和文字精英言传身教，我们一批十来个从部队选调的年轻干部，很快就培养磨炼出来了，像时永福、乔秀清、贺良凡等同志，不几年就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或小说家。而我能较快进入角色，担当起工作，主要还是得益于宗仁老师的关怀与赐教。就在那盏台灯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古论今，吟诗诵词，共同欣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也多次谈论人生价值和个人家庭私事；他给我灌输过“创作是最苦最累最折磨人的事，没有捷径和一帆风顺的平路可走，要想轻松享受就离文学远点”的观点；他曾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如何筛选生活素材，如何提炼主题观点，如何遣词用句凝炼文字的门道。我在陕北延安采访的总院医疗队的几篇稿子，是他一连几个晚上放下自己的写作，在台灯下帮我一字一句修改定稿的。我1974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火红的格桑花》和刊登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上的几篇人物特写，也凝结着宗仁老师帮助推敲的心血。如果说那盏小台灯是宗仁老师读书写作的伙伴帮手和刻苦精神见证的话，那对我来说，则是新闻与文学新人姗姗学步的路标与启明星。

1974年底，我调离总后机关后，宗仁老师还继续在28号楼那间屋子住了几年，直到他家属随军后才搬到另一个楼上。有意思的是，时隔几年以后，我到北京去总后大院他新住的56号楼拜访，又见到了那盏熟悉的小台灯。不过再不是放在卧室的床头，而是在他的书房里，依然被他命名为“望柳庄”的书屋，大约有10个平方米，几个抵住屋顶的书架上堆满各种图书，连地上也堆放着一摞一摞的报刊杂志。桌面上，摊开的稿纸上是他正在抄写的“青藏线系列”报告文学……

小台灯在宗仁老师的写作和文学生涯中究竟陪伴了他多少岁月，给了他多少亮光，发挥了多大作用，我说不清楚也不敢妄加臆断。但是我清楚，宗仁老师那执着的文学之灯从未关闭和熄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光芒。他用100多次穿越世界屋脊的记录和 40多年高原文学创作的沉淀，把青藏线和高原官兵的生活重叠在一起，诗化为生命在极限状态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光辉，先后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出版了40多部报告文学和小说、散文集，获奖作品数以百计，其中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藏地兵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藏羚羊跪拜》获“冰心文学奖”，上了央视《朗读者》节目，还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

作为王宗仁的学生和乡党，我们当年在28号楼“望柳庄”，在那盏小台灯下结成的师生战友情谊，几十年来从未淡化。每隔三月两月，就会相互电话问候。只要有机会去京城，我都会到总后大院去拜访老师，而每次他都热情接待并有新出的图书相赠。在我的书架上，他亲笔签名留印赠阅的著作至少有十多部，从早期的《雪山壶中煮》《历史，在北平拐弯》《睡狮怒醒——枪响卢沟桥》《昆仑山的爱情》《青藏风景线》《荒原与人》到近几年出版的《与青藏线同行》《藏羚羊跪拜》《藏地兵歌》《青藏线》。我视为精神食粮的珍宝，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品读。作为也曾去过四千里青藏线，也曾采访过高原兵站、道班、医院和汽车部队，也曾为将青春年华和生命奉献给高原边疆的将士而感动的一个老兵，品读宗仁老师反映高原部队生活和战士奉献精神的散文，是一种激情岁月的重新燃烧和悲壮生命的诗意解读。“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儿说这里是献身报国的地方…”读着这样的美文，心中那魂牵梦萦一样的旋律如热血澎湃，禁不住泪奔的冲动。

王宗仁现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了。妻贤儿孙孝，俸厚衣食足。作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按说，是功成名就，应该安享清福的人了。但据我所知，他的文学之灯依然亮着，创作激情依然燃烧，手中的笔还未停歇，跋涉的足迹还在延伸。就在前不久，我打电话问他何时回故乡来看看，他说有空一定来，今年还想再上一次青藏高原呢。我又问∶王老师，书房的那个小台灯还在吗？

“嗨，这个小张，你还记着呢？”他笑着回答我。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他一直亲切地喊我“小张”。其实，您当年的学生小张如今也已是年逾古稀的退休老汉了！日暮黄昏近，思友情更迫。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岁月和“望柳庄”的灯光，老师，我能不记着吗？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