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最真挚的亲情莫过于母子。就像歌儿所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我这一生，很幸运生长在革命老干部之家，有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二老双亲，还有一个待我如亲生的“老红军妈妈”。

红军老战士何锐

我的红军妈妈名何锐，出生于1917年，祖籍四川木门镇人，早年因为家境贫寒，举家迁徙流落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家坪沟。何锐13岁那年被人收作童养媳，因不堪虐待离家出走，后遇到在川北陕南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她于1935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当时宁强县第一位参加红军的女青年。

红军老战士何锐

战争岁月中的何锐妈妈，被誉为“红军中女丈夫”，人生经历颇富有传奇色彩。她跟随红四方面军部队转战川北，西渡嘉陵江，经受着战火硝烟的磨炼，以后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她开始在红军独立营担任班长，一次只身追捕逃敌，用铁矛将敌人刺死在深水坑中。长征至金川时，何妈妈担任群众工作队副队长，有一次带着几个红军姐妹在狗儿卓土乡做少数民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她临阵不慌，机智地同敌人周旋，在战斗中多处负伤，仍然坚持带队突围，后在闻讯赶来的我军后续部队接应下，最终脱身（后被定为二等四级残废）。长征过草地时，何妈妈升任女兵排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追击中，她意志坚定，英勇顽强，积极扶助伤病员，代其负重，节食以让战友，涉过莽莽草泽。1936年10月，她同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北上抵达陕甘宁根据地。1939年7月，何锐妈妈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长征途中结识的红军战友、时任八路军115师民运部副部长的袁克服结为夫妻，共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并肩战斗。

战争岁月里，为了革命工作，何妈妈曾数次女扮男装，深入敌占区。1943年，她担任中央卫生部门诊部商店主任。那会，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匮乏，处境艰难。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身为共产党员的何锐带头响应，以一间破房15刀麻纸起家，艰苦创业，不断拓展经营业务，积累资本，收入能供给门诊部200余人的办公杂支费用。在商店遭受水灾毁坏后，她又带领店员设摊贸易，努力恢复经营，曾几次女扮男装深入关中及陇东“国统区”，独自赶牲口转运货物，使该商店成为当时延安有名的物资周转贸易商店。为此，联防政治部授予她“乙等模范工作者”奖章，边区党报刊发她的照片，介绍其先进事迹。抗日战争胜利后，何锐妈妈被分配到丈夫袁克服所在的冀南军分区司令部四科任副科长。1946年，调往东北。那时关外战事正紧，途中交通受阻，她又女扮男装，绕道渤海到达战地。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何锐妈妈担任湖北野战医院副院长，常深入前沿阵地检视医疗救护，为改善病员条件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调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开国少将袁克服和何锐夫妇

何锐妈妈是1957年随丈夫袁克服将军一起从北京调来陕西的。她曾是首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属军队在编干部，上校军衔。调来西安后，因身体健康原因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单位，属省军区干部处直管干部，时常到干部处办事。我父亲是干部处长（1956年-1964年），对何妈妈比较敬重。

当时的省军区机关在八一街的习武园。我那时候小，放在军区机关幼儿园。幼儿园放寒暑假后妈妈上班顾不上照管，我又是军区机关干部子女中出了名的“小调皮”“淘气包”，也不大服人管。无奈间，父亲就带着我到办公室，把我关在干部处保密室和紧邻的空屋子让我写字认数。这样一来，我就认识了何妈妈。何妈妈对我爸爸妈妈说，你们都上班忙工作，我在家闲着，就让这小家伙到我家去，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都在同一个幼儿园，两个正好是个伴，都由我来管教吧。征得爸妈同意后，我就这样被带进了袁克服政委与何锐妈妈的家——药王洞43号小院。刚去那几天，我看着这个表面看起来挺“厉害”的何妈妈，心里挺胆怯的，确实有点害怕，连何妈妈的女儿，我的幼儿园同学袁萍都说，哼！小顽皮，这下机关大院里总算有人能管住你了。

作者和母亲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这个外表严厉的妈妈，实际上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又细心的母亲。她对我和袁萍一样地喜欢，想吃什么她给做，想出去玩她陪着，还会讲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发高烧，何妈妈就坐在我的床头，伺候我喝水吃药，还用毛巾给我擦洗，拉着我的手，用她那浓浓的川声给我哼唱红军翻越大雪山的歌，我至今脑海里还留着“同志们呀，夹金山呀！……”的曲调，何妈妈还说让我别难受，并叫来门诊部的军医冯玉霞阿姨来给我诊病，她们俩人一直守着我退了烧才离开。何妈妈给我说，她在红军部队那会就学过看护，经常照顾伤病员哩。她叫我多喝热开水，要像小红军战士一样勇敢。我那时只知道头昏沉沉，何妈妈咋说我咋办，也不敢哭。

何妈妈爱护我，但是并不娇惯我。记得六岁那年，有一天，她们家的警卫员叔叔带我们去药王洞附近城墙外的护城河玩，我站护城河边往河中撇石头，因为劲小没撇进河里，反而砸到了河边一个洗衣女工的搪瓷盆上，盆上掉了一大块瓷。我吓得赶紧慌慌张张地往回跑，一进家门，何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支支吾吾，正好警卫员叔叔也赶回来了，说明了情况。何妈妈严厉地批评了我，并叫我和警卫员一起把修盆的钱给人送去，晚上吃饭时，还在对我说，记住，不管什么时候，损坏老乡的东西都要赔。

作者和母亲

1960年，我和袁萍都到上学的年龄了。何妈妈同时买了两个漂亮的小书包，临开学报名的前一个晚上，何妈妈把我母亲也叫来了，两个妈妈亲热地拉着家常话，一起在灯下给我和袁萍的书包上缝上了各自的名字。第二天，两个妈妈就送我和袁萍去西安南郊的军区八一小学，住校学习。我从一年级到小学四年级，一直都背着这个书包。每看到书包上的名字，我想起我的红军妈妈。何妈妈每周来学校看望自己的女儿，总是带两份好吃的小食品，一份给袁萍，一份给我。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有病休学一个学期，何妈妈又让我住到她家，那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何妈妈对我这次进家里的管教就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没有上学前那么严了，但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各门功课成绩很关心，让人给我补课，经常把我当大人一样对话，她不仅对我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关爱备至，而且对我的思想教育和成长进步更是十分关心。我多次聆听过她为我们讲述旧中国穷人的苦日子和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江山的故事。

1964年后，我父亲调离省军区机关，去西安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我们家也从习武园的老军区大院搬迁到西安军分区当时所在地盐店街八号，虽然离红军妈妈远了，但父母亲和我还是时刻想念牵挂着她，遇到学校放假我就走上几里路，到老军区去看望她。我父亲在担任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时，经常能收集到很精美的毛主席纪念章。我知道红军妈妈很崇敬和热爱毛主席，也喜欢集纳有关毛主席的书籍和纪念品。所以每次有新的纪念章出来，不论多晚，我都要赶紧给何妈妈送去。何妈妈每次见到我都问寒嘘暖，叮咛这嘱咐那，好像我就是她的亲儿子。

1971年，省军区机关由习武园搬迁到小寨西路的原西北局机关院里。我父亲又被调回省军区机关任后勤部政委，我们家又搬回了军区机关，和红军妈妈又同住一个大院，两家人互来互往方便多了。不幸的是，1972年初，何锐妈妈被诊断出身患癌症。只要有空闲时间，妈妈和我就会去院子西边的十八套住宅楼去看望何妈妈，以各种方式安慰何妈妈。病重的红军妈妈知道屋外很冷，每次我进门，她都让我走近床前摸着我的前额问“冷不冷”，叮咛我要穿暖和点，防止感冒。她家的保姆看到此情此景，心里纳闷，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悄悄问我，你是她的什么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但我在心里已经默默地坚定地回答她了，我是红军妈妈的儿子！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的父母辈和红军妈妈离开人世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淘气”如今也已是鬓发斑白的退休老翁，进入人生的黄昏暮年。但是，父辈们为革命流血流汗，砥砺前行的奋斗足迹，开国将军和红军女战士的英雄事迹，何妈妈那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形象，还有他们那一代为人处世的品行，却时时刻刻铭记在我的心里，也是我教育后代，传承家风的一笔精神财富。

如今的作者和红军妈妈的女儿袁萍

可以告慰老一辈的是，他们的红色基因和战友情谊有人传承。时至今日，我和红军妈妈的儿女们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相待。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