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每当听到这支铿锵有力的军歌，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激动和振奋，总会勾起我对当年军旅生活的回忆与怀念。

这也是我参军后学会的第一支歌。准确地说，是还未进军营，刚刚拿到入伍通知书时就学会的一支军歌。教我学唱这支歌的，是到我们家乡来接新兵的一位军官。接兵那会大家都喊他“孙指导员”，到部队一个多月以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孙新海，为团部机关的宣传干事。

那是 1964年冬天，总后系统的部队到我们商洛地区接兵。当时负责我们家乡商县板桥区一片的接兵干部姓孙，是一位上尉军官。他带着一位排长、两个战士，曾经三四次来我们大队和村里进行征兵宣传和家访活动。孙指导员留给村里人的最初印象是威武英俊。一米八的个头，白里透红的脸庞，高高的鼻梁，炯炯有神的目光，衣着整齐的绿军装上，扎着一条宽宽的碣红色皮带，斜挎着手枪，两肩上的一杠三星军衔，格外醒目耀眼。

孙指导员外表威武严肃，但却热情诚恳，平易近人，说话和气，和蔼可亲。一见上年纪的农村老汉老婆，总是笑着称呼“大爷”“大娘”，还特别喜欢逗小孩子玩。我们大队当时报名应征的八个青年，通过体检和政审的有三个人，都集中在我们一个村。孙指导员逐个进行登门走访，热情介绍部队生活，耐心回答和解释各种疑虑和提问，一再说，娃们到部队后，让家长们放心。可你要是问他“什么兵种，部队驻地在那儿，会不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说“你们到部队后就知道了。接兵有接兵的纪律，我现在还不能说。”

在我最终被确定为参军对象的一天下午，孙指导员第二次上门家访，他和我父母亲说了一会话后，让我陪他到村前的河堤上走走。我们一边走，一边拉家常，他说∶“小鬼，据说你在中学是学习尖子，怎么中途退学了？”

“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有病，缺少劳动力，让我回来挣工分。”我回答。

“那你这参军一走，家里不是又少了一个劳动力，老人能想通吗？”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弟妹都长大了，我妈的病也大有好转，他们都支持我当兵哩。指导员，你一定要带上我哦。”我赶紧解释，当时真担心他把我撤掉。

“好。你只要下定了决心，我们会带你走的。”他像大哥哥对小弟弟一样说话，让人感到亲切温馨。“听说你是大队共青团干部，在耕读小学带过课，还演过秦腔戏，小鬼，挺能干的嘛！”他拍了拍我的肩。

真没想到，这个孙指导员，来我们大队不过三四次，却对我的根根底底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没准，他在部队是干侦察兵呢。随后，他又关心地问我读过什么书，看过哪些小说，会不会唱歌，说着说着，他突然来了兴趣，“来，我来教你一首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一边教我唱，还一边用手打着节拍。

这是1964年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一个现役上尉军官和一个还未穿上军装的农村应征青年，在山村河边散步谈心并且教我唱歌的镜头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就在这次家访后的第四天，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把佩戴着大红花的我们几个应征入伍青年送到公社集中，而后孙指导员和其他几个接兵的同志又一直陪伴我们进了城。那一次在商洛地区的征兵，是共和国成立后数量最多的一次，全地区上千名，其中我们一个公社就有24人。在县城集中的那两三天，新兵和接兵部队同志都住在地区党校，每天都按部队的规矩，出操、上课，练习队列，学习唱歌。而每次集合学歌，都是孙指导员和一个姓陆的班长给我们教练和指挥，教唱的歌除了《我是一个兵》外，还有《打靶归来》《解放军进行曲》等，而大家学的最快唱的最响亮的，还是“我是一个兵……”

各公社的新兵全部到达集中后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964年12月28日，在当时的商洛剧院举行欢送新兵入伍大会，接兵团和县政府、人武部的领导都在会上讲了话，我作为入伍新兵代表也上台作大会发言。发言稿子是孙指导员在当天上午交给我的，他说∶“小张，新兵团领导和武装部联席会议决定，由你代表新兵在今天的欢送大会上讲话，我们相信你的水平，我给你写了个稿子，你先熟悉一下，觉着不合适的地方还可以改。”

依稀记得那天我的发言主要内容是代表新兵表示参军保卫祖国的决心，同时感谢家乡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的关怀教养之恩。究竟是否讲得精彩，是不是达到领导的要求和期望，不好说，反正我的嗓门是很大，台下的掌声也是很热烈的。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登上县城的讲堂，第一次在千人以上的场面上亮相，也是今生唯一一次未经自己动笔而全文照念别人代写的讲话稿。

当时那么多入伍新兵，体质形象比我好的，文化水平比我高的，讲话声音比我大得多的是，可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作为新兵代表讲话呢？事后才知道，这也是孙指导员的主意和建议。他是团里的宣传干部，这次到商洛地方接兵，既是我们板桥一片的接兵联络负责人，也是接兵团的宣传教育组组长，整个欢送大会的组织和议程，是由接兵团宣传教育组和县人武部政工科安排落实的。由于他事先和我几次接触有所了解，所以就在会上提名由我作新兵发言代表。

会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坐敞篷解放车离开县城，中午到达西安火车站。晚上即登上东去的列车，次日上午抵达河南洛阳市。进了营房，才知晓我们的“新家”部队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077部队，是总后勤部所属的一个汽车团。而将我们移交到新兵司训队后，孙指导员和接我们入伍的同志都先后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随后我们才知道，孙新海同志的真实身份是团政治处宣传干事，东北人，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立过军功的老同志。以后孙干事也来过司训队，我们也见过几次面，但是很少有机会在一起拉话和听他唱歌。只是在1965年的国庆节，团里召开庆祝大会，团部附近的五六个连队都集合在团部机关大操场，中途休息时，我看到了孙干事，向他敬了个礼。他依然带着那种亲切的笑容问我；“小张，还习惯吧？学会驾驶车了吗？给家里写信了吗？”“谢谢首长关心，一切都好着哩。家信经常写，开车技术还不能独立上路，跟着班长实习哩。”我回答毕他的问话时，又行了一个军礼。

“唉，你这个小同志，以后见到我不要称‘首长’，你看，咱们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都是同志和战友嘛。”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肩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就在我到部队半年后，即1965年6月，部队取消了实行十年的军衔制度，从将军到士兵，都是一样的领章和帽徽。只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就是军官服上衣四个口袋，士兵军服是两个口袋。

在洛阳学习训练一年时间，1966年初我被分配到西安后字203部队直属汽车连，离开了汽车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洛阳的那个汽车团被调防到东北，从那以后，失去了和老部队的联系，也再未见到过孙新海干事。我提干调到总后勤部机关做新闻干事后，曾托人打听过接我参军的孙干事行踪，有的说他转业复员到地方了，有的说当了营教导员后调到青海了。

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官兵，总是“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进退去留和在哪里驻守不是个人可随意选择的。

分别容易相聚难，我和这位接我参军到部队的可亲可敬的孙干事，自1965年10月分别后，再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威武英俊又和蔼可亲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教的兵歌，我在部队时会唱，转业到地方后也经常唱，直到今天，年过七十的古稀老汉依然喜欢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注：图片源于网络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