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的人，大多都有一种“老红军情结”——他们心中的偶像不是什么影视明星，而是那些身经百战、功勋显赫、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晚年继续革命不停步的老红军；涵义颇丰的“老红军精神”，潜移默化在他们的血脉中，成为他们待人处世律己教子的一种潜意识标准。

这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候凡军师一级的首长，不少都是老红军出身，平时言传身教，老红军的作风总会多多少少地传承给下级；那个时代，革命传统教育是部队的必修课，经常请老红军作传统报告，脑子里被灌输的肯定不少；如果某个同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老红军，那就更会深受耳濡目染之益，心灵所获难以磨灭必然化作终生营养。

我庆幸自己和老红军有缘分。在陕西省军区服役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既受过身为首长的老红军言传身教，又直接采访过许多老红军的生平事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和音容笑貌，依然在我心头铭记，焕发着历久弥新的光彩。现就我有过直接接触的三位老红军的印象，简略地回忆记述于此，藉以倾诉我的“老红军情结”。

“民兵司令”的人格魅力

我1971年初入伍来到陕西商洛军分区当兵，不久就由独立连调到军分区宣传科任战士报道员，和司令员见面甚至聊天的机会多了很多。

我们军分区司令员王心瑀，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红军老战士，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为革命负过伤，立过功。那时候兴“忆苦思甜”，老司令常给我们年轻战士讲，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一年汉江决口，大水淹没了他的家乡湖北省天门县，父亲一条扁担挑着他的哥哥和姐姐，带着母亲逃难到三百里外的嘉鱼县，在长江畔搭了个茅草棚安身。他出世不久，父亲、哥哥、姐姐就在饥寒交迫中相继死去，母亲又领着他一路讨饭回到家乡……老司令最令我敬佩的是他身上那股子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那时，他虽然六十多岁了，文化程度又不高，但一点也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当时部队讲究学马列，马列原著不好啃，但老司令硬是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字一句读完了，并且用核桃大的字记了不少学习笔记。

老司令有个“民兵司令”的绰号，这来源于他对民兵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商洛山大沟深，交通不便，那时群众生活还很艰苦，但老司令经常蹲在农村民兵连队里抓“三落实”。记有一年冬天，我和几个参谋干事跟他去镇安县的柴坪、达仁和穆王三个区下乡。我们冒着风雪，背着背包，带着干粮，翻山越岭，在那里跑了一个多月。一天，我们从余师铺出发，到柴坪去了解情况，路过三四十里长的琵琶沟。沟两边山势险峻，杉树参天，沟内乱石成堆，加上天下大雪，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老司令一边走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红军长征爬雪山的故事，讲得我们几个青年人满心暖、浑身劲，互相鼓励：“咱们是红军的后代，干革命就要像红军那样！”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到达柴坪已经半夜了，大家依然精神百倍。第二天一大早，就召集区、社干部开座谈会，工作结束后，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一上一下九十里的梅子岭，赶到达仁区，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同志们都说：“老司令不减当年勇，干起工作来还保持着爬雪山的那么一股子劲头！”

1975年春节刚过，人民日报记者郭晨来商洛军分区采访，我和我们宣传科科长孙笃信被派全程陪同。郭晨记者听到关于王心瑀司令员的事迹很受感动，立即投入了深入采访。尽管老司令一再坚持不让写他，但最终招架不住我们以“政治任务”的说服，还是勉强配合我们完成了采访。从中我再一次领略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和人品。郭记者帮我们理出了提纲，嘱我先写出初稿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我加班加点赶写了一稿、二稿、三稿……中间与郭记者电话信函联系多次，最后由郭晨改定的长篇通讯《革命精神不减当年》于1975年6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异常振奋，称赞我们是“用老司令的精神写老司令”。嗣后，我意犹未尽，又以老司令的事迹为素材，写了一篇题为《民兵司令》的小说，在参加省军区文学创作学习班时作为作业交了，受到前来授课的兰州军区创作组的老师肯定。

老红军和他的扁担

1975年3月，我参加了省军区新闻报道学习班，由当时省军区宣传处新闻干事张继芳带领，赴陕北实习采访20余天。记得我和汉中军分区的姚广坤、省军区后勤部的徐少先等同志在一个实习小组，根据学习班的统一安排，我们这个组到志丹县采访。

志丹县有个老红军叫刘明文，在毛主席率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战斗中，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被分配担任部队的给养员和事务长，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为部队挑运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在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在抗击日寇的晋察冀前线，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他肩上的扁担不知挑断了多少根，箩筐不知挑坏了多少对。全国解放以后，他来到志丹县双河供销社工作，一面为供销社的职工当炊事员，一面继续使用扁担和箩筐为贫下中农送货，事迹很感人。我们立即决定采写他。

在双河供销社我们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红军，他当时已经70岁了，但依然青春焕发，1972年在组织上的再三动员下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可一天也没闲下来。供销社的门市部忙不过来，他就站在柜台前卖货；饭店里顾客增多了，他自动去抹桌子端饭；旅社里服务员少，他又赶去扫地送水；上山下乡送货的日子到了，他照样担着两个箩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双河供销社的供销范围，沟沟河河几十条，山山峁峁几百座。每年，无论是黄沙蔽日的春天，还是白雪纷飞的冬季，刘明文挑着箩筐跑遍了农村的条条小路，走访了全社户户社员家庭。看到农村架子车、自行车坏了没人修理，社员修补一双胶鞋还得进城，刘明文就拜师学艺，逐步在下乡送货时把各种“修理”业务承担起来。看到山沟里没有理发店，刘明文就给自己的箩筐里添上一副理发工具，抽空为群众理发。为了使社员不因小伤小病耽误生产，刘明文的箩筐里又准备了各种常用药品和简易医方……这位老红军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的感人事例就像收获季节架上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让我们大有美不胜收之感。大家兴奋极了，连夜整理采访笔记，由我执笔熬通宵拉出了初稿。

也许是出于想全方位展示刘明文光辉形象的心理，稿子贪大求全，写了四五千字还觉得言犹未尽。过了几天，张继芳由其他组来到我们组，看了稿子，认为我们“口子开得太大，主题和素材缺乏提炼和剪裁，反而把刘明文最突出的闪光点埋没了。”他建议我们应该突出刘明文的扁担精神，凡是和扁担有关的事迹素材都挑出来，与扁担无关的素材暂时先放下。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重打鼓另开张，抓住最能反映刘明文特点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那条“扁担”做文章，很快写出了不到3000字的人物通讯《老红军和他的扁担》，寄给《解放军报》，军报在4月15日的二版头条全文发表了。

这次采访实践，我学到了如何写人物通讯的技巧，更学习了老红军踏实、朴实、老实地为人民服务的“扁担精神”。

多少年过去了，刘明文和他的那条扁担仍经常在我的脑海浮现，始终是我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撑。

忘年之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内掀起一股撰写回忆录、整理党史军史热。兰州军区对此非常重视，成立了专门班子督战。陕西省军区也不甘人后，政治部给宣传处、老干处都分派了写作任务，要求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去干休所帮助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由此我结识了老红军战士刘克东。

居住在省军区兴庆公园干休所的刘克东，是正军职离休干部，离休前任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是陕北人，1934年7月（16岁）参加革命，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8月底，18岁的刘克东被周恩来、叶剑英派往国民党17路军做地下工作，直接参加了杨虎城和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他曾在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三科担任科长，长期在彭德怀身边从事机要通信工作，脑子里关于彭德怀的故事完全可以整理厚厚一本书。

夏日的一天，我和张继芳同志来到他家，刘老热情地和我们在门前的丝瓜架下攀谈起来。他的记忆力惊人，话匣子打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直往外涌。

他讲道：解放战场上，由于我军节节胜利，一些指战员思想有点放松，彭德怀就批评:“光顾睡觉，敌人这会儿也睡觉了吗？我们不立即进行工作，敌人搞什么鬼也不清楚，部队有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这哪像个打仗的作风！”他不光严肃批评周围的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西府战斗中，有的部队打得不太顺手，遭受了一些损失。彭总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的会议上，首先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哪里去了？怎么只看到胡马(指胡宗南、马鸿逵)两家有矛盾的一面，却忽视了胡马两家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性。嘿嘿！我们在看问题上，就不像毛主席那样的辩证，还要好好地学啊！”

我和张继芳听得入了迷，一边紧张地记录着，一边感叹：“这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啊！”

回机关后，我俩很快以刘克东的名义，写成题为《彭总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的回忆录，被当时战士出版社编辑的《星火燎原》杂志全文发表。若干年后，我从网上发现，此文已被收入《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并在2008年全国青少年红色故事会征集评选活动中，从近千个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

和刘老熟悉起来，我们渐渐成为忘年之交。他的视力很不好，但他仍坚持手执放大镜笔耕不辍。他告诉我，在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彭总写一部书，写出他心目中的彭总。他小心翼翼地捧出不知用多少个不眠之夜写出的部分初稿，谦逊地说：“请多指正。”翻阅着这心血的结晶，我的视线模糊了，我触摸到了一颗“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赤子之心。几年后，这部《让历史祝福未来——跟随彭老总纪事》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老终于了了自己的心愿。

刘克东和他的老伴郑唐，都是难得的好人。有时我和刘老攀谈得久了，郑唐就把儿子的卧室收拾出来让我休息，也把我像儿子一样看待。1990年左右，省军区要召开老干部先进个人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刘克东被确定作典型发言。他指名要我帮他写典型材料，使我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他离休后做了多少好事啊！在兴庆宫公园东侧，有一个郁郁葱葱、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红军林”，每年都吸引众多游人慕名前来参观。这个林子就是1990年在刘克东提议下建造的。谈及初衷，他说，要以此作为传统教育基地，弘扬老红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1993年我转业后，还得知从1995年开始，刘克东与夫人郑唐一起，先后资助过7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那次老干部先进个人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刘克东因为身体的原因，典型发言他只念了个开头，其余部分是让我代他宣读的。

2004年6月24日，刘克东逝世，享年86岁。

时光如梭，如今，我也步入“老人”行列。人一老格外爱怀旧。王心瑀、刘明文、刘克东这些老红军在我记忆中的刻痕，随着岁月的流逝，非但没有磨灭，反而日益清晰。记得外孙满百天前，夜间常常哭闹，我抱着小家伙竭力试图哄他入睡，竟下意识地哼出这样几句儿歌：“三月桃花红，四月菜花香，哥哥当红军，弟弟把歌唱。腊月梅花香，正月雪花扬，弟弟快长大，也把红军当……”我全然不晓得自己记忆中什么时候储存着这么一首儿歌，完全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呵——我潜意识深处的老红军情结啊！

作者简介：

管益农，从军23载，转业后办报28年，在《城市金融》报任职多年，资深编辑、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专著有《兵法谋略辞典》等，散文、小小说多篇见诸国内报刊。退休至今仍活跃在采访写作第一线。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