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过一段戎马军旅岁月，感到无上荣光。而能在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首长直接领导和培育下工作，更是幸运和福分。

我1971年元月由连队调入陕西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机要处和军区首长都在二号楼办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曾经走过雪山草地、打过日本侵略者的老红军、老八路。而且多次聆听他们的教诲，多次将电报送到他们的桌上，又从这个首长传到下一个再下一个首长。这些老红军老八路首长大多数都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好作风。其中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的首长是“老八路”——司令部参谋长李玉治。

李玉治参谋长是河南内乡人，192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身高一米八五左右，军区首长都爱喊他“李大个子”。听老同志介绍说，李参谋长可厉害了，二十出头就当团长了，抗战时随120师转战晋西北，多次和日军作战，两次受伤。解放战争时期又西渡黄河，保卫延安，参加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还率部参加了扶眉战役和解放兰州战役。新中国成立初又参加抗美援朝，率部参加了1至3次战役，打过美国侵略者。多次荣立战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老八路。他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办公室副主任，在叶帅和多位上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还当过张宗逊副总长的办公室主任。既有带兵在一线冲杀的历史，还有较长时间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后因叶帅等被错误批判而受影响，离开了总部。据说叶帅曾推荐他去总理办公室，周总理也见了他。但他提出不想离开部队，希望下部队去工作。总理说“批教条主义和你没关系，不要背包袱，下去好好工作”。开始安排他去济南军区做副参谋长，他本人要求到战斗过多年的西北。这样就做了陕西军区参谋长。他曾获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朝鲜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上校军衔。听了介绍后，我对这位老八路是高山仰止。更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八年。

1971年冬天，我跟随首长一块去拉练，工作原因，我们机要处和作战处每到一地都住的距首长最近，几乎每天都和李参谋长见面。经常深夜还去送电报，不管多晚首长都立即处理，都有详细批示。拉练路上我们有时趁他看电报时会和房东闲聊，所过八个县，他住的房东众口一声都说“我们家没住过大干部，但从没见过李参谋长这么好的大官，就像家里老人一样，早起亲自扫院子，上茅房总要问一问有人没有，孩子放学回来叮嘱先把作业写了再玩，连孩子都舍不得他走”。部队拉练时不仅练走练打，更要完成工作队、宣传队的任务。每到一地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政策，参加各种劳动。有些南方干部不适应陕西人的习惯，听不懂地方话，交流有困难。动员处的蔡参谋是广东阳江人，一路为此而苦恼。他问同处的老陕战友“骚情和难日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兄故意忽悠他说“客气话，就是谢谢的意思”。一次在水坝上干活，老乡给参谋长说“我们好心好意请你们的干部喝茶，吃东西，你们的干部不但不领情，还说别‘骚情’，别‘难日’，你说气人不”，参谋长马上向老乡道歉，说“南方干部不懂地方话，请谅解，我教育他们”，老乡转气为乐。晚上开会，首长并没有批评蔡参谋，而是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做群众工作，要尊重群众习俗，要学群众语言。不然轻者闹笑话，重则脱离群众。大家要记住红军长征时怎样团结人和少数民族的”。拉练结束时许多人都学了不少当地语言，蔡参谋等几个广东、福建籍干部也学会说几句陕西方言。在参谋长带领下，我们所到一地都学红军的传统，尊重群众，爱护群众财产，说话和气，离开时缸满院子净。

1973年8月，省军区响应周总理关于“延安要二年粮食翻一翻，三年变面貌”的号召，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去延安富县开展支农工作。司令部第一批带队的是李参谋长。我作为第一批支农队员进驻了富县张村驿公社塘坊大队，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李参谋长驻在公社，但他经常到每个生产队去检查工作，看望我们这些驻村工作队员。一次他来到我所在队检查工作，我们正在插秧，他脱了鞋挽起裤子就下田。当时他已五十岁，我看他个子大，弯腰困难，况且腿上还有枪伤，就劝他上去，但他还是不闲，送秧子，干这干那。中午就坐在地边和我们一块吃社员送来玉米面饼子，一小块饼掉在地上，他捡起吹了吹土就吃了，老乡看了很感动。他走后，生产队长问我“参谋长是多大的官，有齐书记大吗？”（富县武装部政委齐东山当时是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我说：“比你们延安地委书记大，和省革委会副主任一样大”，队长吐了一下舌头说：“妈呀，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官，一点架子没有，掉在地上的馍还捡起来吃了。还握了我这捅牛屁股的手，世上还真有这么好的大官。”

1975年，赶上当时全党全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潮，中央要求中高级干部要读六本马列原著，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读本。这对战争年代过来的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老红军、老八路来说比打仗还难。我在司令部的理论小组工作，负责首长们学习的一些服务性事务。李参谋长就要求我们多找点辅导材料，把一些难懂的词句、历史事件、人物摘编成小卡片，供首长们学习使用。令人感动的是，这些首长不叫难，不服输，硬是啃完了这些难懂的原著，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学习任务，也再次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年轻人。

1975年10月，司令部政治处的贾克功主任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让你去连队工作，当半年排长，半年指导员”，我说“贾主任我在连队班长都没当过，不去行吗？”贾主任说“不行，你总待在机关永远都不行，这是参谋长定的”。一听说是参谋长定的，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这一年还真学到不少东西。1984年2月，我第二次从机关下去当教导员，虽说手下有四个连队，但却不那么发怵了。这时我才明白了参谋长的良苦用心。

李参谋长是一个心胸开阔，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很能团结一班人的领导，也是从不计较个人苦累、得失的人。我在他手下工作八年，从未见他发过火。当时司令部有八个副参谋长，几乎个个都是有资历有战功的人，有的爬雪山过草地，有的和日本侵略者拼过刺刀，有的指挥过二三万人的部队，有的是给将军们带过课的军事学院教员，其中有个副参谋长是上甘岭战役中打败美国侵略者、英雄黄继光所在团的团长，他们个个都是有个性，有故事的人。由于经历不同，脾气差异大，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李参谋长从不计较，像粘合剂一样，把他们团结在一块，又像润滑剂一样，常润滑他们，减少摩擦。他在司令部是这样，协调司政后也是这样，不仅赢得军区机关一致赞誉，军区的首长也说“李大个子是个好管家”，尽管八个副参谋长互相闹点矛盾，但一致承认，“司令部没有李玉治不行，我们谁都没有他那本事。”

李参谋长处理全局大事的能力是毫无异义的，他精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连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都望尘莫及。参谋们起草的文电中不要说观点，就连错别字，标点符号也难逃他的法眼，他从不发火，改过后还征求起草人意见“你看这样行吗，还有更合适的写法吗？”，司令部当时有老牌大学生十几个，有些处长在军区都是有名的笔杆子，但对参谋长改的文电赞不绝口。军区当时的办公条件是西安市一流的，是原西北局机关的办公楼。就连卫生间，省市所有机关都无法比，水磨石地面，虽无坐便，但蹲坑的隔板、门全是实木，做工讲究，近两米高，门后还有挂帽子和包的挂钩。但有些人还是不注意，有一次我发现门后统一贴上了印制标签。内容是“蹲稳便准，冲净走人，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我当时就想，管理处的人真细心，事后才知道是参谋长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件看起来细小实则关系到机关办公环境的事务，竟出自一个日理万机的军职领导之手。

1979年，李参谋长调回了重组的军事科学院，担任计划指导部部长。他调军科后，我去北京看过他两次，第一次去时他还在职，我一去，他就给重回军事学院的几位曾在司令部工作过的领导打电话“政治处的小张来了，中午在我这吃饭”。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在他们面前我是下属和晚辈，他们的大孩子都比我大。但那时的首长就是这么平易近人，是首长，更像慈父。我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已离职住进干休所，我也转业到地方工作。进门刚落座，他就问“下午怎么安排？”，我说“会已开完，专门来看您”。他说“好，那就多坐一会儿，咱们聊聊天。”那天我们说了许多，他从司令部的处长，参谋到通信员和工人都问到了。甚至还问到几个没有工作的随军家属的情况，我尽我所知如实汇报。当我说“司令部的干部战士都很想念首长，有几个退休的处长还准备结伴来看你”时，我看到首长的眼睛湿润了，我也鼻子酸酸的。他说“回去向他们问好，谢谢大家，我身体如允许，还想回去看看”，五点钟我准备告辞，但首长很坚决地说“吃了饭走，陕西来的都要吃了饭走，所有人一个标准，在干休所招待所，四菜一汤”。就在那次，我还从他小女儿小莉口中得知，他曾给军委领导写信，要求不要再给他加工资了，加给边远的基层干部吧。

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成了和老首长的永别。

201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李玉治老首长作为抗日老战士代表之一，乘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检阅，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2018年，李参谋长因病在北京逝世。每想起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情景我就难以自控，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还想多听听他的教诲。他们那一代人对党的忠诚，对同志和部下的关心，那种纯洁的感情，朴实无华的作风，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令人无限敬仰的丰碑，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