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军营里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居民，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缺乏了解。但是，1975年在陕北富县羊泉公社一个名为庙阳村所度过的日子，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7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当看到当时革命老区群众生活依然贫穷的情况时，他非常痛心，要求陕西省各级领导和政府全力以赴帮助和支援老区发展经济，让延安地区尽快改变贫困面貌。省军区遵照周总理指示，当即组织支农工作队，从军区机关和独立师抽调干部，分批分期轮流去延安富县支农。 

1975年春天，我在军区后勤部所属单位担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了赴富县第二批支农工作队，分派到羊泉公社庙阳大队。

庙阳是一个只有三十五户人家的小村子，总共二百多口人。前任支农的战友告诉我，这个村子人口不多，土地不少，但阶级斗争复杂，宗派势力严重，生产发展缓慢，群众生活困难，让我做好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思想准备。当年我22岁，第一次接触农村和农民，就被独自一人分配到这个黄土高原上的贫困小村庄来蹲点包队扶贫，真不知道该怎么搞。

在陕北支农的作者

按照省军区党委和驻县支农工作队指挥部的要求，支农干部进点后，必须和老区人民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到了庙阳大队后，大队支部书记和会计把我从公社接回，安排在村里住下。房东家是个刚刚新婚不久的小两口，还有一个老奶奶。每天吃着派饭，就是一天去村里的一个老乡家吃饭，轮着吃，每天将三角钱伙食费一斤二两粮票交给老乡家。老乡家那时生活都很艰苦，但是他们对我们支农工作队生活很照顾，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我吃。

说是“三同”，其实“同劳动”这一条，我并没有做到。不是我不愿干农活，而是村干部和村民对我格外关照，这也与一台手扶拖拉机有关。

就在我进驻村里的一个星期后，派饭轮到了村党支部杨书记家，晚上9点去他家喝汤，也就是吃晚饭，只见大队长和会计都在他家，而且会计端来了他媳妇炒的鸡蛋，大队长端来了他家凉拌的土豆丝，书记老婆给我们擀的杂面，这在当时算是最好最丰盛的待客吃食，也是我在陕北支农期间很难忘的一次饭。吃饭时，书记说：“小徐，我在公社听说了，你朵(音，指父母亲)人在西安是个当大官的，你能不能给说说，给咱村里买台拖拉机，现在割麦快要开始了，碾麦子很艰难，如果有一台手扶拖拉机那就解决大问题。”大队长和会计也你一嘴我一舌地说：“小徐，你就没有在农村待过，全村人都能看出你对农村的事啥也不懂，你只要把买拖拉机这事办好，就等于帮村里大忙了，可省好多劳动力哩。你就啥事都不用管，我们把村里搞得好好的，你只管去公社汇报情况。”

我当时听着，看到他们几个大队主要干部那种急切渴望购买农机的表情，深受触动，想着只要能为村里的农民解决迫切需要的问题，也是支农工作的成绩，又想到进村这一个星期来全村大人小孩都对我那么朴实真诚热情，就答应下来了。“好的，拖拉机的事我想办法。”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从第二天开始，生产队就给每天派饭的老乡家多拨半斤麦子，让给我单独开小灶，管我吃好。很明显，厚道的庄稼人，用这种方式“讨好”我，都盼着我帮他们采购一台拖拉机。

其实，我还是没有经验，也没有搞清楚，当时的农机物资是按计划分配和调拨的紧俏商品。一个公社一年都很难拿到一台两台分配指标。我马上给父母写信，让他们想办法给我蹲点的大队买一台手扶拖拉机。母亲回信说，拖拉机购买是有指标的，西安市农机公司的拖拉机只供西安市范围，很紧张，不能供外地区。我收到信当时就傻眼了，没办法我又给父母去了一封信，告诉父母亲说，我是一个人包扶一个队，队里的社员都渴望能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我答应了帮忙采购，话都说出去了，你们必须想办法买到，否则不仅村里的老乡笑话我，可能连省军区支农的同事知道了都笑话我，说徐政委的儿子在农村骗农民。我父母收到这封信后，不敢怠慢，马上通过正常途径给农机公司联系，说明是支援陕北革命老区农村需要，公司给按“特例”批了一个指标，买了一台当时价为3600元的手扶拖拉机。我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队书记，全村人知道后都高兴得不得了，连公社书记也对我表示感谢。

这台拖拉机，在麦收以前由军区后勤大车队给支农队部运货品的解放大车从西安运到了庙阳小村，当送货的后勤部的老司机冯师进村后，刚刚从车上下来，一下子就叫村里的大人小孩围住了，就像谁家办大喜事。书记让会计家给我们炒鸡蛋，下面条，还加了好几个菜，那可是当时最丰盛的欢迎宴。

农民是很朴实又注重实际利益的，他们看待支农工作，不是光听你宣讲大道理，而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从此以后，全村人都把我当成亲人一样，大队书记大队长都对我很尊重，全力支持配合我的工作，只要公社和支农工作队下达的任务，交办的工作，他们都积极主动地去办去完成。我们队当年完成了家家养猪的指标，不种老红麦种新麦种等等，都是书记和队长对我这个门外汉的支持。而且生产队从上到下乡亲们，都不让我下地干农活，总是说“你不用亲自下地，主要给咱们组织学习，做好政策引导就行了。”

2008年秋，我和老伴开车去陕北，路过时又去了庙阳村。我当时想可能村里的人都不认识我了，就在村口看一下，安慰自己的怀旧情怀就行了。谁知那天一到村口，就被老乡认了出来，村里的乡亲们热情地围拢过来。当年的老书记和队长已经去世，书记的儿子在村口开了个饭店，赤脚医生的儿子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我住过的房东两口也已年过花甲，见到我热泪盈眶，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离开时，车上的苹果和特产装得满满的，尽管陕北老区现在富起来了，但庙阳村乡亲们那种朴实真诚的感情没有变，你为他们做过一件好事，老区人民会记住你一辈子！

一台手扶拖拉机，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军民鱼水情。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