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本国家发的残疾军人证，上面写着“残疾等级八级”，“残疾性质因公”。每当看到或想到“因公”两个字时，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就会浮现。

上世纪70年代，为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支援陕北老区农村建设的号召，陕西省军区组织军区机关和独立师干部分批赴延安富县支农。我是1975年6月至1976年7月到牛武公社牛武一队支农的，当时我在独立师五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干事，同去的还有团司令部参谋王天锡和排长赵生有，我是组长。

支农工作队进入农村后，按规定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住的土窑洞，吃的轮流派饭，艰苦奋斗搞生产，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不怕苦，二不喊累，一心一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时间一长，社员们也都把我们看成是自己队里的人，对我们充满着信任和希望。

支农期间值得回忆的往事许许多多，那天所遭遇的一场马惊车翻的事情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1976年3月的一天，我同社员一起往坡垄地送肥，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单轴双轮架子车。这种车在北方农村很普及，生产队里许多社员家里都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架子车的车厢和车轮不是固定的，用时把车厢底部的卡窝架在车轴上，不用时把车厢靠墙上，车轮扛回家。因往坡垄地送肥，上坡难，就用了队里的马和骡子，由一人牵着，牲口脖套上引出两条绳子掛在架子车两边，架子车由一人掌辕、两三人推。那天我一直掌辕，到了中午饭时，我拉着空车往回走，一个姓雷的社员（记得他是个十六七岁的后生）牵着马说：“刘干事，我把马绳掛上吧，这样你不累”，我说：“不用了，空车不累”，他又说：“马闲着，掛上吧”，我就没再推让。

那时我们回村的路是正在施工的一条公路，刚铺了一层拳头大小的基石，架子车不停地颠簸。刚走了十几米，拉车的马突然惊了，拼命向前奔跑，我第一反应是“把绳子抓紧，别松手”。小雷使劲拉着惊马，但缰绳还是脱手了，我被惊了的马拉着同架子车一起奔跑，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比较冷静，想立刻坐到车厢上，伺机跳下去。就在此刻，因颠簸使车轮和车架分离，车架将我压倒，我双手紧握车辕，前身贴着地面，后背背着无轮的架子车厢，被惊马拖着在布满尖石的路面上行进，社员们此时也惊呆了，有的追赶，有的急呼。

被马拖行几十米后，突然看见对面走来一社员，我即刻高呼：“把马拦住”，可惊马绕过来人继续奔跑且速度更快。

“怎么办，怎么办”，本能的呼喊声如霹雳一样使我恍然淸醒，此时的大脑变成浩瀚的夜空，几个闪念如流星划过——“一是不要慌，靠自己救自己。二是决不松手，架子车底有几根方横梁，如松手横粱从头顶划过，后果不堪。三是惊马肯定奔向马厩，途中有两道旧水沟，必须在过沟前自救”。冷静和自信使我急中生智，我把右手移到车辕下端，试着向上举了两下，随后用尽力量推举，车架与地面形成三四十度夹角，我迅速向左翻滚。

成功了，成功了！惊马拉着车架继续奔跑，我躺在路面上。虽然已过去四十六年，当时躺在路面上的姿形和心境我记忆犹新。

“静静地躺在松软的棉被上，仰望着蔚蓝的云和明亮的太阳，喃喃自语，我活着，我活着，华宁，你真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追赶的人们到了身边。大家扶起我后才看见军衣的三个扣子已不见，皮带扣上的铸纹已磨平，双膝外的军裤、绒裤、毛裤和线裤已磨透，双膝多处破伤，血正在流。大家把我送到公社，支农的我团军医张捧相给我做了清创和包扎，当时公社无X光机，只能吃药静养。团里负责大队支农的刘振山教导员和战友及许多社员都来看我，还享受了“病号饭”。那个姓雷的小伙来了好几次，每次我都安抚他几句。

由于农事正忙，我只休息了三天就慢慢迈步到田头干些轻活。回到部队后，经多次检查确诊为双膝创伤性关节炎，右膝软骨和半月板损伤。经治疗，走路、跑步功能逐渐正常但不能下蹲，蹲下后须靠双手的拉力才能起来。从那次受伤后，我走到任何地方如厕时都先寻找坐便器。后来经过部队医疗卫生和有关部门鉴定，评为八级残疾。

得到“残疾军人证”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珍惜它，因为它是我从小就有的“自信”的佐证和续延，“自信”陪伴着我的军旅生涯和人生道路。每当因它而获得优扶时，会生出宽慰和谢意。我珍惜这本“残疾军人证”，它在我心中是一本生命之花的相册，一首终生怜爱的诗歌。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