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个“联合国大楼”，不在美国纽约，而在中国西安，在西安的小寨东路，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办公和住宅综合楼。

陕西省军区机关有两个家属院，一号院位于小寨东路，主要是司令部、政治部和直属队干部居住。三号院位于小寨西路，主要是后勤部干部和职工居住。

一号院大门朝北，面向小寨东路。院子有较高的围墙。大门西侧有一栋四层拐角楼，原称一号楼，东西长，北面临街，西边拐角向南。这栋楼原来是办公楼，后来改成家属楼。因为楼里住户比较杂乱，有军区机关和直属队的干部家属、职工，有原西北局没有搬走的住户，还有军区电影发行站库房和临时借住人员。所以，人们风趣地称其“联合国大楼”。

我是一九七九年元旦住进“联合国”大楼的。当时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秘书，因为准备结婚，管理部门在一号楼一层分配给我两间房子。那会，住房面积及质量好差是按照干部职务和入伍年限逐级分配的。职务高的搬走了，职务低的才能补上去。我住的这两间房子，也是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秘书朱继信刚搬走，我才能住进来。他也没有搬走多远，还是在一楼，向西挪了一点，也是两间，房子稍微好一点而已。

我在一号楼即“联合国大楼”住了五年，房子虽然破旧，设施简陋，环境较差。但是，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些生活琐事想起来觉得挺值得回味的。

锅碗瓢盆“交响曲”

民以食为天。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不论条件好坏，人们首先要吃饱饭。那时军区机关也有集体食堂，单身干部可以在大灶就餐。一般结婚以后，家属随军，多数人都在家里自己做饭吃。这栋楼原为办公楼，没有专门厨房，每间房子内也没有上下水设施。因此，住户基本上都是在楼道里做饭。每家门口靠着自家墙的范围都摆放着炉子和蜂窝煤，架着案板，墙上挂着炊具，还堆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的堆放过了界线，邻居也不计较。有的住户堆放的东西太多，把本来已经很狭窄的过道占去了一大半。如果有人搬家，大件家具要尽量侧着身，才能勉强通过。

到了做饭时，楼道里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如同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东家炒菜，西家擀面，餐具的碰撞声、铲锅声、油泼面的滋啦声响成一片。一家不小心打碎一个碗，全楼都能听得见。真是“一家做饭四邻香”。谁家做的什么饭？家里生活水平怎么样？楼道走一圈就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那时节的邻里关系融合密切，就像一家人一样。谁家做了好吃的东西，总是要送一些给邻居尝尝。油盐酱醋茶，任何东西都可以互相借。东家借两根葱，西家借两头蒜。说是借，其实不用还。今天我借你的，明天你借我的，互通有无。在借东西的过程中，还可以互相学习怎么样做饭。有一次，住在二楼西头的南方两位老人给我们讲如何包饺子。我想，我们北方人怎么样包饺子还要你们南方人教？这不是“鲁班家里弄板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他们说，用山药包饺子好吃。我们就尊重他们两位老人的意见，试着用山药包了一次饺子。结果，这种饺子难吃的程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饺子馅黏糊糊像糍粑，无肉无菜无香味，一点也不像饺子馅。由此看来，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南方人认为好吃的东西，北方人接受不了。北方人认为的美食，南方人很不以为然。

做饭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好、做熟，按时吃饭，不影响上班，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候做饭没有天然气、液化气和家用电器，个别人家里有电炉子，偶尔用一下，也就用来热剩饭，热牛奶，不敢多用。一是管理部门不让用；二是费电；三是超负荷，烧断保险丝，跳闸。要学会做饭，首先要学会使用蜂窝煤炉子。我家的蜂窝煤炉子特别好，这个炉子是和我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好战友刘世贵，从武汉买好给我带回来的。生炉火很费事，要把炉子提到楼门外生火，在楼道里生火，烟雾缭绕，飘满走廊，正在楼道做饭的邻居受不了。生炉火，先要用废报纸把干柴点燃，再放一块蜂窝煤进去，确认烧着以后，不再冒烟了，才提进自家门口，开始做饭。有时候，因为炉子没有生着火，不能按时做饭、吃饭，就影响上班。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不用自己生火，炉火熄灭了，趁邻居使用炉子的空隙，挟一块蜂窝煤放在邻居家的炉子上烧着，再挟回来烧火做饭即可。大家经常这么干，都已经习惯了，谁也不怕麻烦。但是，到了晚上，保留火种就要靠技术和经验。煤炉子下方有一个风门，掌控火势大小，保留火种全凭经验。风门留小了，炉内缺氧，炉火容易熄灭。风门开大了，过不了一个晚上，就燃烧尽了。因此，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上厕所，而是观察炉火状况。

懂得怎么样储存冬菜，是生活必备的另一项基本技能。那时候，新鲜蔬菜很少，也没有大棚菜。家家户户都要储存大白菜、萝卜、大葱、蒜苗等容易保存的蔬菜供冬天食用。这些菜，商场冬天虽然也有零售，但价钱比较贵。为了省几个钱，吃起来方便，每家每户都要储存一些蔬菜过冬。一号楼门前有一块空地，我和一个同乡战友王明发商量，在地里挖了一条小沟，把大葱埋进土里，只露出葱叶吸收阳光。再挖个小地窖，把红、白萝卜放进去，保持水分。这个方法效果非常好，蔬菜储存一个冬天都不会坏。但是，到了开春，必须挖出来，要不然，蔬菜发芽就不能食用了。大白菜只能放在家门口，一颗一颗垒起来，食用时，把外边的干菜帮子剥掉。冬存菜放在自家门口，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偷拿。但也有个别情况，有一年，我家放在门口的大白菜被人拿走了两颗，我当时也不认为菜是被人偷走了，而是以为谁家确实没有菜了，临时借用一下而已，只是忘了给我打招呼。

艰苦环境下的“卫生工作”

“联合国大楼”每层设有一男一女两个公共厕所。住在楼里的人最困难的事就是上厕所。男厕所在楼西头，女厕所在楼东头。男厕所设有一个长方形的小便池，三个大便蹲位。女厕所只有三个大小便蹲位，每个蹲位有半高门隔离围挡。一层楼三、四十户人家，人口近百，只有两个厕所。一号楼南边省军区印刷厂的工人也要在楼内入厕。上厕所排队等候是常有的事。我家宿舍对门就是女厕所，有时开了门，发现有人靠在我家门上排队等候入厕，我们出门都要微笑跟她们打招呼，请她们让一让，我们才能出门。特别是冬天，晚上入厕很不方便，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更不方便。有一天晚上，我爱人值夜班，留我在家看孩子。因为孩子才六个月，我把她哄睡着以后，赶快去上厕所。等我上厕所回来，小孩已经哭醒，竟然坐在床沿上，差一点掉下来。

因为年久失修，使用频繁，厕所经常损坏。不是门坏了，就是灯泡坏了；不是便池堵塞了，就是下水道不通了。有时下水道堵塞了，污水满地，大家就放几块砖，踩在上边过去入厕。到了晚上，如果摸黑入厕，一不小心，踩翻砖头，掉在水里，污水溅的满身都是。人们经常要打着手电筒入厕，一只手提裤子，一只手拿电筒，稍不留神，手电筒就掉到便池里了。我家离女厕所太近，尴尬的事时有发生。厕所大门和蹲便门经常坏，已经听惯了厕所里发出的咳嗽声、放屁声、水流声和说笑声。这还不打紧，有时稍不注意，就看见上完厕所的妇女手提着裤子，边走边整理衣服，大摇大摆地从厕所里走出来，很不雅观。遇到这种情况，只是相视一笑，化解尴尬，因为已经司空见惯！

厕所的卫生依靠住户轮流打扫。管理部门做了一个卫生值日牌，轮流放在各家住户门口，表示这个星期该你打扫厕所了。有的人值班比较认真，不怕脏，不怕累，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不负责任的人值班，打扫厕所是胡凑合。弄得厕所很脏，臭气熏天，满楼道都是屎尿味。路过厕所或者上厕所都要捂着鼻子，憋着气，尽量减少呼吸。由于卫生差，苍蝇满天飞。在楼道里做饭，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拿着蝇拍，边做饭边打苍蝇。一时着急，拿着蝇拍炒菜，拿着锅铲打苍蝇，使人哭笑不得！

亲密无间的“集体生活”

现在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多数人都住进了高楼大厦。富裕一点的人，还住进了豪华别墅。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住在一个单元，谁也不认识谁。对门邻居家里住的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或者公司的，不知道！据说，有的孤寡老人独居在单元房里，平时不和邻居来往，家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死在屋里好多天了，竟然没有人发现！

想起那时的一号楼，虽然破旧，但人际关系却融洽和谐，相处得特别好，大家见面热情地互相打招呼，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忍让，互通有无，亲密无间，像一家人一样。

水房是整个楼道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层楼只有一个水房，设在居中位置。水房也不大，二十多平方米。沿墙两边设置两个长方形的水槽，每个水槽装有五、六个水龙头。水槽边有一个拖把池。水房一天到晚人不断。一层楼几十户人家，都要在此洗菜、洗碗、洗衣服、冲拖把。忙忙碌碌，好像每家都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水房也是人们互相交流的最好场所。边干活，边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国家大事、小道消息、家长里短、闲言碎语、说教论道，聊什么的都有。有的大声喧哗，有的窃窃私语；还有的在切磋生活技艺，互相交流怎么样把家务活干好。我洗菜和洗衣服的技能就是在此水房学习提高的。有一次，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秘书朱继信在认真、专心、细致地洗木耳。我问他：”洗个木耳有这么费事吗”？他说：“洗木耳要有耐心，一片一片地仔细揉搓，再把木耳根部掐掉，把泥沙冲洗干净，这样吃起来才不会碜牙。”至今，我洗木耳都是按照他教的方法操作的。洗衣服是跟邻居大嫂学的。那时，没有洗衣机，每家都有一个很大的洗衣盆，材质多是铝和铁的，也有塑料盆。如果洗衣盆太小，大件的被褥和床单就洗不干净。有一次，邻居大嫂在洗衣服，我上前询问，洗衣服有什么诀窍？她说：“洗衣服要先用温水，放一点洗衣粉，侵泡十五分钟至半小时，再用手揉搓，然后用清水冲洗三遍，基本上就干净了”。至今，我洗衣物都要用清水冲洗三遍，要不然，就认为没有洗干净。

一号楼门前有一块小空地，是住户喝茶聊天，儿童玩耍嬉闹的地方。那时候，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视机，机关大礼堂每个星期放一两场电影，天热时露天放映，文化生活不丰富。每天晚饭后至睡觉前这一段空闲时间，大人们拿着小方凳，端着茶杯，有的抱着小孩，聚集在楼门口休息养神，喝茶聊天，说南道北。特别是到了周末，楼门口的人就更多。那时候，上班族每周日休息一天，后来增加到一天半，现在是双休日。大家辛苦了一周，难得有一天休息时间，干完家务了，需要在户外透透气，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里还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淘气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空地上追逐打闹。有的“跳房子”、跳皮筋；有的玩弹球、拍纸牌；有的在放飞纸飞机；有的在旁边的土地里玩泥巴；有的婴儿在跌跌撞撞的练习走路。孩子们玩到兴头上，忘了回家吃饭和睡觉，在家长三番五次地催促下，才很不情愿地跟随家长回家去。

住在一个楼里的同事和邻居互相来往非常密切。我的老母亲从老家来给我带孩子，经常去邻居家串门，不仅认识同住一楼的住户，甚至二楼三楼的老人她也认识。给我带了一段孩子后，她说住在大城市不习惯，想回老家。我说，你回老家去，孩子怎么办？她说，已经和楼上的一位老人说好了，她帮你们带孩子。我们当时哭笑不得，人家怎么可能会帮我们带孩子呢？即使人家愿意，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后来，老母亲执意要回去，我们只好从老家请了另外一个亲戚继续帮我们带孩子。

那时候，人们的收入都不高，多数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我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经费，托在广州的老战友用六百多元“外汇券”，帮我在华侨商店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松下牌”14寸彩色电视机。用“外汇券”购物要便宜一些。如果用人民币，六百多元也只能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在整个家属院，有彩色电视机的据说只有三、四户。对于此事，有的人背后议论，说我生活不俭朴。不管别人怎么说，电视机已经买回来了，又不能退货，就打开看吧！邻居家的小孩听说我家买了电视机而且是彩色的，到了晚上，就三三两两来我家看电视。个别时候也有成人来看，不多。我分析，主要是不好意思。其实，别人来我家看电视，我心里很高兴，从来不认为别人打扰了我。有时来的人少了，还有一点点莫名其妙地“失落感”。小孩子来看电视，来多少人，看多长时间，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讨厌过。有时还拿出瓜子、糖果给他们吃，直到要睡觉了，家长把他们领回去，我们关闭电视机，打扫完卫生，然后才睡觉。

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忙干活。谁家要搬家，或者要挪动重家具，重新布置房间，只要招呼一声，随叫随到。我家住东头，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档案助理员赵宝奎住楼西头。因为工作需要，他被借调到军委河南档案馆，帮助整理档案，一走就是两年。他爱人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本人还要上班，日常生活难处较多。赵宝奎临行前托我照顾他家，单位领导也有交代。两年时间，他家的重体力活基本上是我全包了。那时候物资匮乏，机关经常统一采购一些米、面、油、肉、禽、蛋，分配给干部、职工改善生活。分到这些东西，我都要帮他们送到家。还要帮他家去粮站买米买面，拉着架子车去煤店买蜂窝煤，搬到他家门口垒好。当时感觉这不是在“学雷锋”，做好事。而是受人之托，互相帮忙而已。

“联合国”大楼的各种声音

“联合国”大楼住户人员多，声音嘈杂。每天晚上，各种声音都有。有的夜半引吭高歌，大唱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传统民歌。有的唱功比较好，歌声悦耳动听。也有五音不全，声嘶力竭，尖声嚎叫的！真是“唱死人不偿命”！那时没有“卡拉OK”，流行歌曲也不多。还有人在学习演奏乐器，有吹笛子的，有拉板胡和二胡的，其中不乏专业人士。楼东头有两户人家，一男一女，二胡拉得比较好，大家都喜欢听。女的是政治部干事涂志敏的女儿，在西安音乐学院上学。另外一位男士，不知其名，只闻琴声。他们二位技艺较高，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业余水平，有的刚起步，乐器发出刺耳的噪音，大家讽刺说：“谁家又在杀鸡”！

楼内不光有歌声和音乐声，各种噪音也比较大。楼内东西两头有两个楼梯。楼梯少，人员多，使用率非常高。楼房比较破旧，不隔音，住户受噪音影响比较大。我家紧临东楼梯西侧，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白天尚可，到了深夜，有的人脚步比较重，年轻人跑步上下楼梯，发出“咚、咚、咚”的震动声，使人经常从梦中惊醒。一九八一年，我小孩出生，睡眠较轻，稍有响动，就能把她吵醒。我们进出房间，生怕发出声音，都要蹑手蹑脚，像做贼一样。入夜后，小孩受楼梯噪音影响，难以入睡，哭闹不休，惹得四邻不安。还养成了晚上不睡白天睡。大人晚上陪孩子，休息不好，第二天没有精神上班，影响工作。邻居家老人知道我家这种情况后，给我支招，让我写个纸条，内容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把纸条贴到大街上，孩子晚上就不哭闹了。我照此办理，晚上摸黑，偷偷把纸条贴在小寨东路的电线杆子上。过了几天，我认真观察后果，一点作用都没有，孩子晚上照样哭闹。这种办法纯属迷信。

大楼顶部是平台。由于缺少活动场所，一些年轻人经常在楼顶打排球、打羽毛球，踢足球。由于用力过大，经常把足球踢飞，掉到楼下，偶尔会砸到路人头上。幸亏是足球，是软的，砸不死人，被砸的人也不计较。住在四层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楼顶有人在踢足球，楼下室内人员还能正常生活吗？那时，人们都能互相理解与包含，发现有人在楼顶踢足球，也不去干涉，能让则让，能忍则忍，不要伤了和气，“和为贵”嘛！

“联合国大楼“的“万国旗”

“联合国大楼”没有专门的晒衣场。人们晾晒衣物的方法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观察，大体上有五种方法：一是用铁丝做成一个像鸟笼一样的烤衣架，底下开口，架在蜂窝煤炉子上，利用炉子的余温，烘干衣物。这种方法在天阴下雨和冬天特别管用，更适合烘干小孩的尿布。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小孩的尿布都是用比较软的棉布裁剪而成。屎尿拉在尿布上，洗干净后，晾干，继续使用。二是用比较细的钢筋，做成一个平面栅栏，固定在自家室外窗台上，把衣服挂在衣架上，一件一件地搭上去晾干。此方法仅适合晒衣服，不适合晒被褥，因为窗户比较小，栅栏不能承重。三是在楼门口的空地上载两根木桩，中间拉一条很长的铁丝，把衣服和被褥搭上去即可。这种晾衣铁丝绳基本上是固定的，可以长期使用。四是在楼顶平台用竹竿搭成三脚架晾晒衣物。五是用部队配发的背包带做晾衣绳，一头绑在窗户上，一头固定在木桩上，或者绑在树干上，凑合着晾衣服。

每逢周末，遇到天气晴好，大楼里的住户就抓紧时间把衣物洗干净，趁着阳光好，赶快晾晒衣物。行动迟缓的人，往往找不到晒衣场所，心里只能干着急。一般情况下，上午九点前，就要把衣服被褥晾出去，晚了没有地方。九点以后，大楼周围，楼上楼下，墙外窗户，门前两旁，楼顶平台，到处都是晾晒的衣物。大小不等，形状各异，五彩斑斓。特别是小孩的尿布，要在阳光下暴晒消毒，一片一片地挟在绳子上，迎着阳光，随风飘扬，煞是好看，构成了一道特有的、美丽的风景线。有人俏皮地说，这是“联合国“上飘扬得万国旗。

岁月匆匆，时过境迁。当年的军区一号院还在，不过，院子内的建筑面貌和风格大变样。当年的几十栋小平房和所谓的“联合国大楼”已经拆除多年，早无痕迹。上个世纪在省军区机关工作过的老兵们，大都知道一号院有一栋旧楼叫“联合国”大楼。像我这样曾住过一号楼的人，如今大都年过花甲，各奔东西。但对那些陈年往事，总还是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