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对于老兵而言，那是一种血脉贲张的荣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曾有过25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那些年，年年过八一，总有心得和收获；转业到地方后，虽然脱去戎装，但是“兵”心未改，军魂犹存，每逢“八一”时，依然激情燃烧，总是喜欢打开尘封的日记和相册，重温当年的军营生活，看看自己当兵时的模样。

有那么几次的“八一”经历，留下的烙印尤为深刻。

1965年的“八一”，是我参军后在连队度过的第一个建军节，参加了团里组织的歌咏比赛，饱餐了一顿红烧肉。我当时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所在的部队是总后勤部汽车37团司机训练队，对外称“8077部队司训队”。驻地在河南洛阳一个叫浅井头的地方。初到部队的那会，还是第一次军衔制的年代，部队官兵级别从服装和肩章上就能明显地区分出来。我们的连长是一杠两星带边框的中尉衔，排长是一杠一星带边框的少尉衔。我所在的一排一班两位正副班长，一个是上士，一个是中士，尽管还都是属于兵，但是我们这些刚参军的新战士，对凡是佩戴尉官、校官军衔的干部都称他们“首长”，见到佩戴士官军衔的老兵们都喜欢称“老班长”，而那些有两三年军龄的老兵们，开玩笑时总是喜欢将我们这些戴列兵衔的喊“新兵蛋子”。到了这年六月份，军队体制大改革，取消军衔制，从干部到战士，领章全部改为纯红色，上面没有了星星，帽徽全部改成一颗红色五角星，就像后来样板戏所唱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干部战士的唯一区别是上衣的口袋，士兵是两个兜，军官是四个兜，军史上称作“六五式军装”。换装一个月多月后，赶上八一节，团里组织驻洛阳的所属部队进行庆祝建军38周年歌咏比赛。身着六五式新军装的一千多名指战员，个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七八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轮流站台领唱兼指挥，鼓动着各自的连队铆足劲头放声高歌。所唱的歌曲，大都是《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打靶归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家比一家嗓音洪亮，团部大操场上空弥漫着欢快喜庆的气氛。我们司训队的兵力雄厚，120多人提前两天进行了排练，加上英俊威武的高个子刘队长指挥有力，最后同二营五连一起赢得了优胜红旗。队长和指导员乐得合不上嘴，一回到驻地，就把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叫过来发出号令：“今天过八一，晚饭加餐改善伙食，做红烧肉，让同志们尽饱吃！”说实在话，那是我入伍第一年吃的最多最香的一顿红烧肉。

1970年的“八一”，我是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兵站度过的，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雪山顶上，还打了十多分钟篮球。1969年我在解放军报社学习结业后，提了干，被留在总后勤政治部后勤通讯社做新闻干事（兼军报驻总后记者）。1970年七八月期间，通讯社领导安排我带着刚刚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林福善和一名从基层抽调来实习的战士报道员小曾，上青藏线采访高原汽车部队和兵站艰苦奋斗的事迹。时年23岁的我，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机会上青藏高原采访，满怀几分激动几分新奇。那时的青藏线，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全程2000多公里，是连接内地和西藏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平均海拔高度接近4000米，号称“天路”。沿途大约20个兵站，加上驻扎在西宁和格尔木的三个汽车团，还有医院、加油站等，都属总后和总后西宁办事处（后改称青藏兵站部）管辖。作为总部机关派出的报道组和新闻记者，下去后深受基层部队的欢迎和格外关照。我们一行是7月中旬坐火车抵达西宁的，西宁办事处安排我们搭乘汽车76团的运输车，到格尔木兵站部住了几天，然后由格尔木大站政治处安排了一辆北京吉普车和一名宣传干事，专程陪送我们去拉萨。由格尔木到拉萨大约1200公里，沿途要经过钠赤台、不冻泉、二道沟、五道粱、沱沱河、温泉、唐古拉、安多、黑河，当雄、两道河、羊八井等十多个兵站。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边走边采访边写稿，基本上是半天赶路半天歇息，到一个兵站住一个晚上，所以路上走了11天才到拉萨。凑巧的是，我们到达号称“地球上最高居民点”的唐古拉山兵站时，正好是7月底，赶上八一节。这个兵站当时满共不到30名官兵，在十分艰苦恶劣的环境和空气稀薄的条件下，坚守阵地，热情周到地为过往汽车部队和藏民同胞服务，被总后勤部树立为扎根风雪高原的先进典型。因此，唐古拉山兵站是我们此行采访的重点对象，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要说起来，这地方真是艰苦。海拔5300米，空气稀薄，气压低，水烧不到80摄氏度就开锅，米难煮烂熟透，馍也蒸不熟，常常是夹生饭；山高缺氧，山上的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50%，一般人到此身体很难适应；加之常年四季气候恶劣，风雪弥漫、飞沙扬尘，一旦发作起来，让人根本睁不开眼。兵站官兵和过往汽车兵一年到头很难吃到新鲜菜蔬，主要是从格尔木拉上来的土豆、萝卜和压缩饼干、大肉牛肉罐头。住的是土坯房，两三排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每间可住15到20个士兵，两头各有一个火炉，木板钉成的通铺，板上铺着牦牛毡，铺盖一般由住宿的汽车兵自带。我们和站长、指导员及部分战士进行了认真地座谈交流，又采访了他们的友好邻居青藏公路管理处第107道班。这个道班的七八名职工全部是藏族同胞，同唐古拉兵站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关系如鱼似水，有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我们采访后，以《“世界屋脊”上的并蒂雪莲花》为题，写出了报道稿。八一那天早上，我们要离开时，兵站指导员让炊事班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怕头天蒸下的大馒头不熟，他们特意用火炉烤制了酥油饼、烹制了煮鸡蛋、煮黄豆、牛肉罐头，还有加了白糖的白米粥。饭后，看到几个道班工人打篮球，我也跑过去凑热闹，在球场上蹦跶了十多分钟，虽然一个球都没投进栏，但是，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在“世界屋脊”上打过球，而且正好是八一节，感到别有意义。当时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并没有出现心急气喘等高山反应症状。不过，盲目的张狂当天晚上到达安多兵站时受到了惩罚。按说，安多比唐古拉山海拔低，气候要好一些，可不知什么原因，一路趾高气扬地庆幸闯过不冻泉、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等关口的我，到了安多兵站，连晚饭也没有吃就躺到了床上，全身酥软无力，手指和脸都成了青紫色，头脑疼痛的如撕裂开，想解小便怎么也爬不起来，尿湿了棉裤和被子，算是领教了“高山反应症”的厉害和难受滋味。同行的战友回京后，常拿此事开我的玩笑说“我们的张干事，唐古拉山顶敢打篮球，安多兵站尿湿裤子。”哈哈，真是把人丢到昆仑山了。

1972年的八一，过的比较轻松愉快大有收获。在东北科尔沁草原，学会了扬鞭策马，而教我骑马的“老师”，是几个十七八岁的牧羊姑娘。总后勤部管辖的战线长、范围广、任务繁杂，除了工程建筑、汽车运输等部队外，医院、兵站、仓库、军需工厂、生产基地、军马场、科研院所等，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也好，对于我们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来说，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采访和写作天地。1973年7月下旬，我奉命去东北总后白城办事处搞报道。白办宣传处首先向我推荐了跃进军马场的“五七放牧班”，并派出他们负责报道的谢干事陪我一起采访。七八月的科尔沁草原，天蓝云白，草丰花艳，一望无边的绿荫，星罗棋布的蒙古包和干打垒土房子，成群成片散布游走在草地上的羊群马队，真是给人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草原的美丽风光诱人，而一群放牧姑娘的事迹更为感人。我们采访的“五七放牧班”，由来自北京、上海、乌兰浩特等几个城市的8名下乡插队知青所组成，班长解春花，是个21岁的共产党员，算是老知青，其余7个姑娘，都是20岁以下的高中或初中学生，最小的那个小李才16岁。她们都是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不同城市来到军马场插队落户的。那会儿，相比于一些艰苦的边疆和山区农村，能被分配到部队系统的军马场来接受教育和锻炼还算是幸运的。这个放牧班的主要任务是经管马场的600多只蒙古奶羊和肉山羊。开始来时，有马场的两个蒙古族老牧工对她们进行传帮带，三个月后，放牧班的知青姑娘们开始独立放牧和自主料理生活。住在干打垒的地窝子，吃着高粱米饭和自己种的瓜菜，每天的任务就是早上骑着马赶着羊群出牧，晚上将羊群收拢回圈，有时还要种菜、种粮，为羊配种、接生、挤奶、剪毛，生活是比较单调枯燥的，但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单纯热情的姑娘们都把牧羊看成是“革命的需要，备战备荒的大事”，在艰苦的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牧马放羊中放飞着青春理想。那个叫李秀芝的姑娘就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了一首充满豪情的诗歌：“雄鹰展翅飞天涯，十六岁就离开家，不想爹来不想妈，风雪草原把根扎。我为祖国来牧羊，革命理想开红花。”这次十多天的草原行，收获丰盈。不光是向《解放军报》和《后勤政工通讯》发了四篇报道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3000多字的散文《草原新人》，而且跟着牧羊姑娘，学会了挤羊奶和骑马。骑马看起来不难，只要能跨上马背坐稳就行，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上马下马、踏蹬、拽缰、扬鞭、吆喝，每个环节都有讲究和技巧。真感谢牧羊班的姑娘们，特别是来自乌兰浩特的知青胥琳和小王、小李三个姑娘，她们马术精通，又热心做教练，专门挑选了一匹性格温驯的黑红色马，一个在前头牵着缰绳，其余两人一左一右在旁边指导和保护我，一次又一次地为我牵马带路，耐心地做示范动作，教我如何跨蹬、如何拉疆、如何让马走快，如何让马停下来，还陪着我在草地上来回骑马奔走练习，直到我基本上掌握要领，能独自骑上马奔跑，她们才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高兴地为我鼓掌加油。八一那天，马场在场部开职工代表大会，五七放牧班的谢班长和胥琳、小王一起去参会，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由场部派车和人来接送，而是同三个牧羊姑娘一起骑着马，走了七八里路。在辽阔的草原上骑着马儿纵缰驰骋，头顶蓝天白云，脚下草青花香，“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那可真是一种很刺激的快乐享受。翻开当年的笔记本上，曾留下一首题为《驰骋在科尔沁草原上》的诗歌，就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喜悦心情：

天高云淡草木翠，

牛羊成群马儿肥，

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啊，

夏日风光惹人醉。

风儿啊，你轻轻的吹，

让我细细的允吸芳草味；

马儿啊，你慢点跑，

让我采撷一片洁白无暇的云......

1989年的八一，是我在军营度过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几分难舍几分惆怅，在我工作生活过十多年的机关大院走了好几圈，在六号楼前拍了一张戎装照，算是纪念。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涯，我先后在河南洛阳、首都北京、古城西安和商洛、渭南等五个地方当兵履职。其中总后系统10年，陕西省军区系统十五年，风华正茂的十余年是在省军区机关大院六号楼度过的。可以说，六号楼是我军旅征途的一个重要驿站和人生转折点。1988年部队重新恢复军衔制，政治部有两名处长被授予上校军衔，我是其中之一。想起来，也挺有意思，在部队赶上两头戴军衔。1964年底参军，新兵训练结束后佩戴的是列兵衔。半年后部队取消军衔，“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佩戴了二十年，23年后军队重新实行军衔制，我又算赶上了，放牛娃出身又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考验的机关兵，肩章上两道杠杠三颗星星，知足也。但是，正值工作忙忙碌碌，事业风风火火的时候，1989年初，我受客观环境和家庭困难的影响，主动打报告要求转业。当时，怜才惜文的政治部主任蒋金锵少将接到我的申请报告后，几次劝我慎重考虑，克服眼前困难，继续留在部队工作。他还委托赵琦副主任，亲自登门，来家里做我和家属的思想工作。老战友钟峻青、党万录、王哲忠等同志也劝我最好不要转业。可是，自己当时不知哪根神经断了弦转不过筋，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劝说，硬是坚持要求到地方工作。组织看到挽留无果，最后还是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到了这年的六七月，基本确定了转业去向和接收单位后，我向接任的同志移交了工作，很少再去军区大院和办公楼。可到了八一那天，听到军号声，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即将由军变民，即将离开火热的军营，即将告别亲爱的首长和战友，心里五味杂陈，几分惆怅几分依恋，情难自禁地走进军区大院，从一号楼到西十八排，再到五号楼、六号楼、七号楼，挨个走了一圈，最后在六号楼前，让老干处一位干事，帮我拍了一张戎装照片。

“八一”流淌着记忆。记忆中的“八一”，蕴藏着许多难忘的人生故事......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