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往事，我总是把在陆军第62师战斗、工作和学习的6年，当成我上大学的6年，深造的6年，学着做人的6年。尽管我离开62师30多年，仍然常常忆起当时的经历，而且是历历在目。

一

正值大跃进火热的1958年8月，在山西省新绛县东街学校教书的我，带领学生热烈地欢迎从朝鲜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这个英雄的部队有一支驻扎在侯马市，常到新绛县来开展群众工作和帮助秋收劳动，他们的英模事迹报告团和文艺演出队，也多次到县里举行报告会和演出。在我和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刀刻般的美好印象，心中向往解放军。这年的12月26日，我幸运地应征入伍来到这支英雄的部队。才知道她是第21军62师186团。

刚穿上军装的我，先在曲沃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然后被分配到团工兵连当战士。没过几天，被借调到团里当文化教员，还到师部驻地临汾进行了集训。当时团政治处主任赵书堂、副主任王焕民，宣传股长李明池，他们的举止言行中，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学得了许多知识。当时62师从晋南地区接收了1600多名青年入伍，其中9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因地方大学将扩招，入伍一个多月后又被退回去，这样我这个临汾师范（中师）毕业的学生，就在这批新兵中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在团里辅导干部们向文化进军给派上了用场。

195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为学员批改数学作业，突然文教干事柴理森向我说：“咱们的数学班暂时不办了，你收拾一下行李下午就回工兵连参加训练。”我二话没说，当天就背着背包回到连队。

到连队后发现连队已经停止烧砖的营建备料任务，木工组正在做梯子（登火车用），连排干部的家属也急匆匆地返乡了。训练之余，我又被派到团部学唱歌，然后给连队教唱。记得团俱乐部主任张洁同志张着他那富有神韵的大嘴，一遍一遍地教唱着《三不走》：“地没有扫干净，我们一不走；水没有挑满缸，我们二不走；东西没送还，我们三不走；群众在说我们纪律真不错……”

老兵们都猜出来部队有行动，我这个新兵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多余的东西赶紧寄回了我的闻喜县老家。军列（闷罐车）开动时，连长张得玉说是要外出野营训练，但我们看着车站站牌，知道军列南下经运城、过风陵渡到潼关，然后西行。

车过宝鸡后，指导员魏宪政开始动员，他说：”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挑动下，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图谋组织叛乱。部队奉命执行平叛任务。”官兵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党团员和各班排纷纷表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圆满完成任务。在车上我为班排执笔写了决心书和保证书，有的党团员还写了血书。

二

在军乐声中，军列抵达兰州西站。连队暂住车站附近的帐篷里。当时兰州大规模的建设刚刚开始，部队是在建兰饭店的席棚子下吃饭的。在这里，上级给每个官兵发了皮大衣、皮帽子和大头鞋，工兵连还装备了橡皮舟等渡河器材，并暂归师工兵营领导，开赴三甲集附近的洮河和临夏附近的莲花渡（黄河与大夏河交汇处），进行渡河和架设门桥等训练。

4月5日，部队开始向甘南进发。我们工兵分队因为要拉运渡河器材，都是乘车前进的，当时路况很差，还常遇风雪和冰雹天气，常常要人推车、拉车。但比起步兵就幸运多了。当我们连经过玛曲到达香扎寺执行渡河任务时，遇上了一些步兵连队过河的战友，得知他们从合作开始就负重50多斤徒步行军了。为了不暴露目标，往往是晚上行军，白天露营，再加上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真是苦不堪言。据我同时入伍的一些战友说，他们行军途经尕海和阿木去乎时，鹅毛大雪下个不停，脚上打了泡，累得连一块毛巾都不愿意带了。那晚掉队的人真不少，收容队的马匹都给累得趴下了。

4月中旬，我们工兵连已在香扎寺的黄河拐弯处建立了港口和码头。说来很简陋，无非是在岸边的悬崖上修了个大坡，在岸边架了一些木板。门桥和橡皮舟已在近百米的河面上来回穿梭。4月13日天刚黑，我们把全团4个营的官兵和马匹、装备全部运过了河，保证了西可河地区围歼战及时打响。

我们工兵连3个排，我在3排7班，排长马克君是一位刚由军校毕业的军官，班长于连有是一位东北伐木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他们事事要“争上游”，进取心强，所以连队的机动和突击任务往往交给我们排。

我们曾在副指导员何品友的带领下执行过在黄河弯曲部的搜剿以及押送俘虏、护送牦牛运输队和伏击、搜山等任务。尽管当时部队的供给还较充裕，但环境和任务仍是相当艰苦的，常常要趟涉冰河和冒雨行军，所以老同志说，平叛战斗像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艰辛！

6月下旬以后，我们还在副连长高守智的带领下，在香扎寺上游的黄河里捞了一个月的鱼。这里主要是鳇鱼和花鱼，产量很高，有时一网就可捞到1000多公斤，大大地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在这些任务中，我这个刚入伍的新兵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当时我采写的几篇新闻报道，也都被兰州军区的《人民军队》报采用了。

三

进入1959年7月，甘南和青海、四川交汇处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平叛斗争转入重点驻剿和发动群众巩固政权阶段。此时，我被调到师政治部电影队当放映员。当时师部就是甘南平叛指挥部，驻在玛曲。此县1955年由夏河县折置，因位于黄河弯曲部，当地藏民称黄河为玛曲，因此称玛曲县。县城设在卓格尼玛滩上，距黄河渡口只有7华里。当时这个县城还没有内地一个小村庄大，仅有一家邮电所，一个百货公司和一个粮站。

指挥部住在两排平房里，电影队住在一间平房和一顶帐篷里。那时电影队负责人是朱季良，放映员在玛曲的有李岳、叶瑞尧、戴廷贵、秦玉堂、田金福等。我和田金福是新放映员。

我刚到电影队，啥都不会，只能帮助他们做点制作幻灯片、倒片、挂银幕、发电等辅助性工作。工作条件艰苦，下部队巡回放映不通汽车的地方，常常得骑马和牦牛，我就是在电影队里学会了骑马和骑牦牛的。

一次，我们骑马近100公里，到地处夏秀寺附近的185团2营放电影，放映机和器材由牦牛驮运。由于山陡路滑，再加上路途遇上雷阵雨和冰雹，发电机上的一个零件被牦牛碰坏了。一到驻地我们顾不上休息，李岳就带领我们修理发电机，弄得一身汗水一身油，终于保证天黑后给部队放映。

骑马、骑牦牛巡回放映艰难，就是乘汽车巡回放映也困难重重。因为草原上多是简易公路，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靠驾驶员自己寻找。一次，秦玉堂和我到186团驻剿点巡回放映，行车数百公里，给部队放映了《羊城暗哨》、《红霞》等影片，受到官兵和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但就在我们于欧拉、四合强、当庆卡等点圆满完成放映任务回香扎寺时，在当庆沟口遇暴雨，道路泥泞，能见度差，车在爬坡时，翻了两下扣进了10多米深的沟底。当时，秦玉堂正在车前指挥卡车爬坡，我和两位藏胞坐在拉着放映器材等物资的车厢里，两位藏胞的腿脚受了重伤，我在车翻第一下时就被甩了出来，只受了点轻伤。

此时天已快黑，秦玉堂和高机排排长解启明冒雨步行几十里到香扎寺向186团首长报告情况，我和司机荷枪实弹看护汽车和放映器材，以防散匪袭扰。第二天5时左右，救援的同志赶来了，恰巧是工兵连的同志，这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战友们风趣地说：“马克思嫌你年轻，没让你报到，你就好好放电影吧。”

11月上旬，部队开始撤回临夏地区休整（185团1营从临夏进驻甘南守点维护治安）。部队官兵与当地党政人员、以及河南省移民团人员和藏族同胞父老乡亲依依惜别。

电影队是最后一批撤离玛曲回到临夏的。临走那天，下着茫茫大雪，我们还特地到玛曲烈士陵园向62师在平叛战斗中牺牲的几十位战友哀悼、告别。安息在这里的，有一位和我同时由新绛县入伍的席刚同志，他是入伍3天前才结婚的，家中有年轻善良的妻子和年迈的双亲，但是，他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藏族同胞的安宁、幸福，永远永远地留在了玛曲草原

四

部队回到临夏地区后，师机关驻在市区东南的蝴蝶楼里，这里果树成林，花草似锦，还有一条潺潺流水经过营区。据说此处当年是西北大军阀马步青的公馆。他1944年受其弟马步芳排挤，失掉军权，蛰居临夏，操纵政权、教权，搜刮民脂民膏，还霸占了秦腔演员蝴蝶作姨太太，大兴土木，修建这座公馆，取名蝴蝶楼，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

电影队由师政治部宣传科领导。初到临夏我主要担负着放广播、管理阅览室和当文化小教员等工作。那时的宣传科长是王森才，后来先后是沙挺、薛家宽、陈鸣九等。科里的干事先后有汤尧、陈耀、臧士林、章士龙、徐高友、虞承忠、潘祖义、鲍士绅、邵维正等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觉得他们理论水平高，办事能力强，文字功底深，客观上给自己增加了许多老师和兄长。恰在这时，临夏地区的慰问团和山西省临汾地区的党政领导带着蒲剧团前来慰问第62师,汤光、陈耀带领我们剪字、做横幅、写标语、布置会场，组织部队欢迎、欢送。发现他们多能多艺、才华横溢，令我敬佩和崇敬。那时，机关风气很正，官兵关系融洽，即使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活动后，这种风气也无太大影响。

第62师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部队。在这支部队里战斗、学习、生活，时刻受着一种无形力量的熏陶，犹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1960年春，组织上派我到宝鸡铁道兵文化学校参加高等数学培训班学习。年底结业回到部队后，由于当时的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军队原有的干部10年文化教育规划中断了，我学得的一系列公式、定理也只好束之高阁了。

但是，在62师这座革命的熔炉里是闲不住的。我被留在宣传科里帮助抄材料、接电话、管文件等内勤工作，空余时间还跟着邵维正、叶瑞尧等老同志学习搞新闻报道。我常想，要不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在思想上，认识上、技巧上深深地影响与帮助了我，可能我在这以后不会从事新闻工作的。

1961年8月间，师机关和直属队奉命移防到平凉地区的飞机场营区驻防。此前的四五月间，宣传科派我到北京给调走的王森才科长送东西，并顺便绕道临汾师部机关留守处，把宣传科留存的书籍和各种物资运回临夏。

由于盘踞在宝岛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叫喊“反攻大陆”，1962年8月间，部队开始紧急备战。师机关进行精简，充实连队，我被分配到师喷火连当文书，随连队到灵台县的百里山区参加生产劳动。

一个人的前程除了自己的基本素质外，往往和机遇以及领导的关怀有关。1963年9月间，我已经25周岁半了，超过了当时规定的提干年龄，自己也准备复员回乡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没有想到，师政治部还是报经上级批准，把我提升为排级少尉军官留了下来；不久又任命我为干部科干事，跟着李哲新同志整理干部档案和负责内勤工作。

之后，我还跟随青年科张福川科长和陈仲新干事参加了兰州军区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和天水地区大比武的新闻报道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增长了见识，在师里、甚至兰州军区知名度有所提高。

1964年10月间，我被调到兰州军区政治部《人民军队》报社任编辑。此时，回想在62师近6年的日日夜夜，真是感慨万千。在这里，使我由一名社会知识青年奠定了革命职业军人的基础；在这里，使我在平凡的工作中先后荣立了两次三等功和多次受奖；在这里，使我由一个小河里行船的桨手，获得了一定的条件，得以划向辽阔的知识的海洋。

二排左一为李敏杰

62师不是大学胜似大学。几十年来，每逢自己取得一点成绩，有一点进步，总想到当年62师老领导、老同志给打下的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当我干到56岁，组织上批准我从岗位上退休时，我约略算了一下，我们那批于1958年底入伍到62师的晋南兵，尚在军队的已屈指可数了。他们是：兰州军区副政委李宝祥、宁夏军区政委王永正等。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一次同李宝祥副政委闲聊时，我们回想起在甘南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想起服从祖国需要复员、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战友，觉得从“流水的兵”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62师这个“营盘”里打下了基础，才成为幸存者的。

第62师虽于1992年10月被撤销了建制，我们没有“娘家”了；但思想上永远不可能忘记“娘家”，时时珍惜老部队的历史荣誉和优良传统，要为她争光，不为她抹黑。要干好今天，面向明天，活到老，学到老，为革命大目标不解奋斗，不断进取！

作者简介：

李敏杰，1938年9月出生于山西闻喜，1958年参军，曾任陆军21军62师政治部宣传科放映员、报道员，干部科干事。后调任《人民军队》报社编辑，军区宣传部新闻科（处）副科长，新华社驻兰州军区记者组长、兰州军区分社社长，西宁军分区副政委，兰州军区军史编研室主任等职，大校军衔。

作者系作协甘肃分会作家，曾兼任甘肃省新闻学会理事，中共甘肃党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留在大西北的脚印》等5本散文集和60多位革命英烈和开国将领传。主编了西北地区《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等5本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和解放大西北、延安精神系列丛书30多本。先后10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全军先进党史工作者。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古稀之年后仍参与《兰州军区史》《西北军区史》《高级将领传》的编写工作。被兰州军区评为先进离退休干部。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