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在渭河畔的那个小小的村子里，我们先集结到公社，再集结到县城，然后从西安火车站登车，踏上西去的路途。

我们乘坐的是铁闷子车。这车之前是拉马的。车厢里堆满了马粪，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我们先是清理，然后给车厢里铺上谷草，最后将铺盖卷展开，白床单铺上。车咣当咣当地开起来。一声鸣叫，一路向西。

兰新线那时候还是单行线，要给所有的车让路。这样从西安到乌鲁木齐，坐了四天五夜的车。越走越冷，在嘉峪关发上棉衣，在乌市发上皮大衣、毡筒。

铁闷子车上没有厕所。撒尿要到车门那里去，两个铁门中间有一条缝，我们就从这缝里往出尿。车咣当咣当地走着，车门一闭一合，我们则稍稍离那缝隙远一点。大便是一个难题。大家都憋着，等车停了，值星排长叫一声：男左女右，男左女右！于是铁门打开了，我们跳下车解大手。

刹时间，火车两边的路基上，便蹲满了光着屁股的人。有个合阳兵，姓梁，没文化，分不清左右，糊里糊涂地跟着女兵下到铁路右边去了。女兵们见他来了，吓坏了，纷纷提裤子，还有的人嘴上喊“打”。老梁赤红着脸，提着裤子，从火车底下钻到了我们这边。

老梁后来还有故事。他新兵连结束后，分到中蒙边界一个边防站放猪、放牛。1973年春天的时候，牛越界，他跑去赶牛，结果被蒙古兵抓住。在乌兰巴布被关了几年以后，放出来在街头流浪。后来找了个蒙古媳妇，生了三个孩子。1991年中蒙关系缓和后，他被放回。现在据说在军分区当军工。

我则是被分到中苏边界，就是我别的小说中反复提到的那个白房子边防站。

在乌市住了一夜之后，我们乘大卡车前往边防线。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一个班三十六个人，接兵的排长坐司机炉里。三十六个人，坐成四排，身上穿着皮大衣，脚下的毡筒和对面的人的双腿交叉在一起，屁股底下坐着各自的背包。

从乌市到哈巴河，汽车一共走了五天。铺天盖地的大雪，汽车顶着暴风雪去。一路北。这五天的行程中，我感冒了，加上又晕车，于是不停地呕吐，胆汁都吐出来了。身子挤得动不了。眼看要吐到对方脸上了，情急生智，我把手上的皮手套探下来，哇哇哇哇地吐在手套里。吐到手套里以后，马上就结成冰疙瘩了，晚上到了兵站以后，我把手套放到火墙上。

早晨，倒了里边已经消了的汤汤水水，再戴上上路。

最厉害的一路呕吐是在从乌苏到克拉玛依的路上。两只皮手套冻成了两个冰砣，晚上，我把这两个冰砣放在克拉玛依兵站的火墙上暖。

难忘的克拉玛依啊！

这样我来到了白房子。白房子现在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晚上，边界线对面，照明弹、泄光弹、信号弹、穿甲弹打得天空五颜六色。

我是真正的大头兵，白天在瞭望台抱着五十倍望远镜放哨，晚上抱着枪站在碉堡前放哨。骑马巡逻。从白房子跨过额尔齐斯河，沿1883条约线向前走6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检查站。沿1883条约线向南走20公里，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红柳）。

大约从进入边防站的第一天晚上我便开始写诗。这样写了五年。我离开部队时，在哈巴河全团军人大会上代表所有退伍老兵的发言，亦是一首名叫《向八一军旗告别》的诗。我的诗听哭了台下的退役老兵，也听哭了那些刚刚新老交替的新兵。

我虽然在新疆军区《战胜报》和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报》偶然发表一些“豆腐块”，但是，真正地算得上处女作的是那首《边防线》（组诗），时间是1976年《解放军文艺》八月号。署名：战士高建群。

1975年的冬天是个多雪的冬天，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积雪最深的地方达到两米以上。一位老兵，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那狄来边防站调研，原先说好两三天就走，结果大雪封路，他住了十五天时间。

夜来，我上的是第一班哨，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半。那晚上没有落雪，但是天气异常的寒冷，天气预报上说是零下四十二度。我下哨归来，脱去头顶的三耳塔帽，脱去裹在外面的蒙古族大皮袍。里面是军皮大衣，再脱去。再里面，就是棉衣。脚下，是一双白毡筒。

枪上的铁质部分，已经冻僵了。我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把半自动步枪靠在火墙上，让它慢慢地暖热。不能急，让枪里的水珠，慢慢地往出沁。沁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枪干了以后，用干布子先擦上一边，再用涂上枪油的布子擦一遍。

把枪靠在火墙上这一段时间，我爬在桌上，开始在《瞭望登记簿》，写上诸如：一号口，有敌潜伏哨两名；铁丝网松土带上，有敌巡逻装甲车一辆驶过，自敌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去阿连谢夫卡方向等等字样。

下来的时间，火墙上的枪管枪栓，还在向外沁着水珠。我则趴在桌子上，打开一个小本，开始写诗。那天晚上写的诗大约是这样的：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

营房的门这时候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老兵那主任，后边跟着北疆军区的侯干事。这是部队的一项传统，叫“查铺”。这个寒冷的冬夜里，那主任先是去碉堡那儿查哨，查完哨，见这间营房有灯光，就推门进来了。

那主任问我在这个小本上写什么，那么高度紧张。

我很害羞。我用手捂住小本。小本是64K纸大小，一个巴掌刚可以捂严。我站起来先打个立正，然后用手掌捂住小本。

我说：“胡乱写！枪还没有干，我在等擦枪！”我的举动让那主任生疑，他说：“小战士，让我看看你都在写什么？”说着搬我的手。我说：“太潦草，等我明天誊抄出来，给你看！”

那主任说：“我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我越能认出来！”

无奈，我的手抬起来了。这样，那主任拿到了那个小本。

他站在那里翻着，还小声地读出来：“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读着读着，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呼吸有些急促，眼睛也似乎有些湿润。他拥抱了我。他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白房子，这班尔特通古特大沙漠的边缘，这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尤其，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之后严峻的边防线上，居然还有文学冲动，居然还有人在搞文学！

他拿走了我的小本，把它交给侯干事。他要侯干事将这些诗抄在方格纸上，寄给《解放军文艺》。

临离开时他说，《解放军文艺》诗歌散文组的李瑛、韩瑞亭、雷抒雁，都是他的朋友！

这就是那个多雪的冬天的童话。命运之手打发来一位贵人，将我领上文学道路。那主任后来回到乌苏北疆军区，还给我寄过几次书，一次是寄来兵团诗人李幼蓉、杨牧、章德益合写的一本诗集，一次是寄来新疆一位民族作家写的《克孜勒山下》，一次是寄来李瑛的《红花满山》和纪鹏的《荔枝园里》。这些书籍上都有作者的签名，并有“请那狄同志教正”字样。

而署名“战士高建群”组诗，发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

边疆的消息来得晚，等到那个装着几本样刊和两本采访本的大牛皮纸信封，来到我的白房子边防站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纪念大会那一刻。我们全部站在坑道里，点上蜡烛，用收音机和北京同步。这时候，炊事员送饭来了，他说：三班长，兵团那个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说有你的重要信件。

牛皮纸信封经过千山万水，四个角都磨破了，路途上被重新包裹过几次。

那主任是老延安，曾担任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到新疆。据说后来曾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是我听战友们说的，那时我已退役了。

退役后，我将我发表了的作品寄给他。好像寄过两次。他也回信了。

半年前一位军旅作家给我打电话，说部队要给那狄将军出一本传记，由他来执笔。于是我如实地将上面这些话说给他。我还把侯干事的电话也给了他。

侯干事叫侯堪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的兵。现在也已退役，住在西安。业已八十岁了，现在每天在写书法。写得还像模像样的。

自那时起，掐指算来，我被文学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绑架了五十年了。梦魇般的五十年呀！如今，写作在我已经成为一种病态。文学吞没了我的全部。

（注：此文是作者在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家协会、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暨高建群研究学术会上的发言稿。）

作者介绍

高建群，男，汉族，1953年12月出生，祖籍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画家、文化学者，“陕军东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当代文坛难得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的写作者，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历任陕西省文联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其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研讨会上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据此改编的35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在央视八套热播。《大平原》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名列长篇小说榜首；《统万城》获新闻出版广电总署优秀图书奖，名列长篇小说榜首，其英文版获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高建群也是第一个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的内地作家。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