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一次远行，我们都永远回不去了！但我的心总是时不时就会回到1990年到2008年，我在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尤其是宣传处工作的日子。在这里，我有幸与三任老处长郭怀亮、张林、张应银和处里同志、部队广大通讯员接力同唱一台兰州军区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戏！

宣传处有人也称新闻处，另外，还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工作和与新华社、《解放军报》驻军区两个记者分社的协调工作。一年到头干得最多的是三件事：一是不间断地进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上稿和组织中央新闻媒体编辑记者赴军区部队采访；二是不间断地下部队与广大通讯员一起挖掘采写部队建设中的新闻；三是不间断地上情下达各级首长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要求和季度通报、年度总结以及通讯员培训等。

在我的印象中，任务最重的还是新闻宣传。一段时间，没有重大典型和重头稿件在《解放军报》等中央级报台上露面，日子就不好过了。衡量宣传处工作成绩的大小，主要看宣传了多少有影响的重大典型，在报纸上刊登了多少头版头条，在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多少条新闻。

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宣传处尤其是处长这个位置，不比人家有的热门处室，即使有时处长位置空缺很长一段时间，也未出现过打招呼说情的。这就促成了我们四任处长都是清一色从宣传处成长起来的，也就有了不少相同的经历和感悟。

（一）

郭怀亮，是我到宣传处的第一任处长。他话语不多，中等身材，一脸慈祥，笑起来眼里藏着满满的爱和温暖。

郭怀亮处长

我是他选调到宣传处的。早在我当战士时，他在我心中就是一种神奇。那时，对于基层报道员来说，最崇拜的人莫过于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新闻干事。郭怀亮的名字就隔三差五出现在《解放军报》上，我就天天盼着什么时候若能见上一面该有多幸运！

1981年元旦临近的一天，在远离繁华的宁夏中卫县一个名叫永康的戈壁滩上，我所在的七连迎来了时任宣传处干事的郭怀亮，他在营区转了一圈，问有什么新闻？我顺口说了连队在年终总结时评选出年度“十个之最”，他听后当天晚上就写成消息发往报社。他走后，我激动得好几天没有洗手，心里时不时就会想，同样是手，郭干事咋就那么厉害，能在《解放军报》上写出那么多新闻？

10年后的1990年9月，在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正干得顺风顺水时，我被调到宣传部宣传处成了郭处长手下。按说，大区二级部要从其他二级部挖人是犯忌的。对此，郭处长解释说，主要是军区和政治部领导很支持新闻工作。在此前后，宣传处提出从保卫部、组织部和野战军选调最好新闻笔杆子的请示，如张应银、潘启剑、张志荣、俞泳江等，都得到了支持。唯一例外的是，选调张林时，有人提出他虽有才华，但是脾气火爆，倔强，不好管。郭处长表态，对有才华的管不了，只能说明管理者德才不足。我选调的人我负责。后来，张林成了继任的处长。

左起：柳军（后任军区宣传部文化处长）、郭怀亮、张林1986年在老山前线

来到宣传处，我总有一种自豪感，因为郭处长和处里的同志都是新闻高手。在这里工作，我一定会长进很快！自从那次在连队见到郭处长后，我就特别关注他的名字。时不时就会在中央级报纸和电台看到和听到他采写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典型事迹的报道。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86年10月，当时我还在师里当新闻干事，我们师也有部分官兵被抽调奔赴老山前线。学习宣扬前线官兵的英雄事迹是部队政治教育的一项最重要内容。

郭处长和张林两人合作采访报道的知耻后勇、以鲜血和生命保卫边疆的战斗英雄赵怡忠和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身份与党员比着干的军医王国卿等英雄典型就成了最生动的教材。在中央各大媒体重点连续报道、《光明日报》持续一个月进行宣传、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连续播报期间，我们师就组织官兵天天跟踪收听读报。不少官兵在记住英雄人物事迹和名字的同时，也记住了作者郭怀亮和张林的名字。

说来也巧，就在郭怀亮和张林两位老处长当年组织宣传的赵怡忠牺牲25年后的2011年至2012年，他的儿子赵宁追寻父亲足迹，走上了赵怡忠生前所担任的红九连副连长岗位。这时，在军区《人民军队》报担任社长的我，又接过两位老处长宣传的接力棒，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为题，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两次在头版头条和《新闻视角》专版对这对未见过面的父子作了延伸报道。

初到宣传处，郭处长怕我压力大，时常带我参与重大典型报道和一起研究日常工作报道采写。那时，在《解放军报》上一个头条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写了一篇《某师让搞形式主义的人得不到好》的消息，总编辑批示：“好稿，指导性强，尽快安排。”郭处长知道后，比我还高兴。他又是在处里讲，又是给部领导汇报。不长时间，便在头条刊登出来。这是我到宣传处上的第一个头条。

郭处长不仅对我这样，他对处里的干事们都是真诚相待。宣传处工作累，新来的干事一天三顿吃大食堂。郭处长就时常请大家到他家改善伙食。大家在推杯换盏中，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记得俞泳江等干事刚调到处里时，郭处长找人，积极与地方联系，顺利解决了他妻子工作等问题。俞泳江下部队，妻子上班，上小学的儿子中午休息吃饭，都由郭处长和嫂子承担。三十多年了，已经在部队当参谋的儿子还常说起这些事！

在写这篇稿子时，张林老处长还专门提到一段往事：说有一次，因一件什么事他和郭处长发生争执。张林怒目，好性子的郭处长也发了火，两人十几天不说话。最后还是当处长的放下身段，主动搭话问起了张林。

56师第一任政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兰州军区视察时，郭处长（后左一）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宣传处的工作许多时候都是幕后英雄，常常是“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领受谢词”。尤其是军区要宣传一个什么重大先进典型，从典型的发现、挖掘、确定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宣传处来做，待正式组织中央新闻单位人员前来采访时，宣传处时常要提前写好稿子，供给他们参考或编发。中央新闻媒体有时一来就是10多家，胃口不尽相同。宣传处要依据各自需要准备相应的资料和稿件。一个典型宣传下来，当处长的真是受累！当时，我看在眼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郭处长似乎习以为常，他什么都不说，只管去做。直到若干年后我当了处长，才明白：当宣传处长都是这样，也只能这样。

郭处长在陕北采访大生产模范“气死牛”郝树才

有人赞扬郭处长是“四好处长”，说他眼光好、思想好、心肠好、脾性好。的确我有同感，这一件件往事，无不是他“四好”的真实写照！这里，我还是想对他的“好眼光”多说几句，他紧紧抓住“选好人才能上好稿”这个关键。当年，他慧眼识珠选调的一批新闻干事，个个独当一面，在以后的10多年里，一直都是带领军区新闻工作的中坚力量；从1991年开始，他与部领导经过不断向军区和政治部首长汇报，与干部部门沟通协调，继任几位处长接力先后举办了两期新闻培训班和逐年从优秀报道员中选拔，使60余名优秀战士报道骨干转为干部充实到所属各部队，施展才华，努力工作，为推动军区的新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数人后来都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有的还成为各级机关和《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业务骨干。

受总政宣传部委托，军区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郭怀亮（左）、干事张应银（右）到北京走访徐良（中）

原兰州军区预提新闻干部培训班首批学员在西安联谊，大家举杯感恩郭怀亮处长。左起：刘堂刚、王宽鹏、何万安、刘亚龙、杜伟、郭怀亮、俞泳江、卜法友、胡彦明、刘苏维、万祖学、王炳全

若干年后的2008年6月，当我从宣传部调到《人民军队》报任职时，先期在报社担任社领导的郭处长，已经在西安华商报社参与了华商报业发展战略研究。这张风行三秦、扬名全国的《华商报》，每期报纸报头突出显示的报业目标和办报宗旨——“每天第一眼”“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是他执笔作的清晰阐释。2016年，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的他，又推荐退休的我去了陕西省《善天下》杂志社当领导。我要说，让我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人是郭怀亮处长！

（二）

我的第二任处长是张林，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帅气傲气加才气。说他帅气，那是在军区大院不分男女老幼公认的。

张林在军区新闻培训上发言

张林在新疆莎车县采访维吾尔族民族连队

那时，部队兴起了跳舞热，军区政治部文化活动中心，每周星期六晚上8点都要准时举办舞会。大多数人包括我原本是不会跳舞的，与其说是参与活动，不如说是想欣赏张处长颇有绅士风度的舞姿，尤其是一大批美女，一看到张处长在场就会眉开眼笑，若他还没有来，她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不停朝大门口瞧。她们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就是想跟张处长提高舞艺，沾点光、出点彩。

说他傲气，那应该说是才气的象征。我总觉得他骨子里头就有一种内在的不一样的东西，他是个大手笔，只写大通讯、重头稿子和报告文学，根本瞧不上小打小闹。他单独坐在一个办公室，每天除了到大办公室翻看一会报纸，上下班从我们门前路过一下外，很少与我们交流。我刚到宣传处，记得第一次处里开会选举党小组长，郭怀亮处长推荐让我担任，问大家有无什么意见？他嘿嘿一笑，说了两个字：没有。

张林2015年回兰州时与作者合影

我对张处长深层次的看法，不能像“五色之翼”前面一篇文章中描写的那样：说他说话有一句是一句。许多时候，他是以一个“意见领袖”的形象出现的，语言和目光都带有一种犀利。若说有同感的话，我倒更觉得他这是面对不正之风的一种无奈与委屈的宣泄。我曾经历的一件事就足能说明这一点。

1996年4月份的一天，他带领工作组赴京向总政宣传部门领导汇报西藏阿里军分区政委丁德福25年守边防的先进事迹，南疆军区一位领导只顾渲染高原边防的凶险恶劣，却不顾事实夸夸其谈。他当场就来了句：“扯淡”。在回到宾馆后，这位领导窝着一肚子的火，打发随行人员去质问他：“你为什么骂我们首长？”张林不假思索地接上一句：“他给上面报告假情况本来就是扯淡嘛。”

的确，张处长就是这样的人，大凡他看不顺眼的人和事，不分职位高低，年龄大小，他会毫不留情面，一句是一句的。

不过，他要是看上的、本本分分的人，又显得特别的和蔼真诚，他笑起来总是带有几分稚气，显得是那样的自然。我们处当时有六七个干事，来自军区不同单位，军龄年龄职务和性格特点各不相同，且都是前任处长调来的。他就拿出一副“长兄如父”的姿态，把大伙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

张林两上帕米尔高原5042哨所。左起：边防边长赵汉卿、张林、边防12团政委张普选、摄像师杨海生

他组织处里开会，从来都是干货；他安排布置工作，从来都是以商量的口吻出现；他与人交流，总能感受到一种真实感的注视。

一段时间，我的胃肠有点不太舒服，就在外面吃中药调理。他知道后，就跑到部领导跟前汇报协调，每月给我报销500元药费。要知道，当时我每月的工资也就2000元左右。当然，我也不会顺着杆子爬的，报了两次也就不好意思再找张处长签字了。

前几年的一天清晨，我还居住在原兰州军区新楼院公寓楼时，刚下楼走到门洞口时，突然看到张林处长从昆仑宾馆过来，我问他办什么事？他说，我们共同的老师、新闻界的前辈黄勤信儿子结婚，他知道了，便从北京飞来了。接着，他给我讲起了黄勤信20世纪70年代在《人民军队》报当编辑时，如何扶助他采写的部队野营拉练稿子见报的故事。四十多年了，他还对有恩于自己的人点点滴滴记心上，让我好感动！我突然想到一位老领导夸奖讲情义重感恩的人就两个字：不忘！张林处长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要说张林处长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反复强调的“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有分量的报道都是这样形成的。为了唱好新闻工作的戏，老山前线，抢险救灾，西北五省（区）包括西藏阿里所有最高最远和有特色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脚印。我手头至今珍藏保留的一幅宣传处四位同事在昆仑山海拔4300多米的日土兵站的合影照，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左起：樊增民、张应银、张林、柳军。1996年5月28日军区宣传处4人在西藏阿里日土兵站会合

西北边防行采访组与丁德福宣传组合影。左起：柳军、樊增民、张应银、刘树培、刘存学（中青报）、张林、周长明（南疆军区）

那是1996年5月28日，张林带领的“边防采访行”采访组从西藏阿里采访结束后朝别的边防高原进发与张应银带领的赴西藏阿里采访军分区政委丁德福先进事迹采访团在日土兵站会合了，于是便有了这幅照片的诞生。照片上的主人公依次是我、张应银、张林和柳军。宣传处当时只有6人，4人同时上高原边防用“脚”写新闻！这恐怕也不是巧合！

就是这次，张林从5月至8月，带队历经3个半月，连续而不间断地走遍整个西北边防。写出了长达15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天界》和一大批见报稿件，让无数人、无数官兵为之动容和震撼。直到今天，成果还源源不断地展现于“五色之翼”上，歌颂和激励着更多边防军人守卫边关！

（三）

张应银，是我的第三任处长。应该说，我俩在宣传处一起共事的时间最长，我与他是同年一头一尾入伍的，也是一前一后调入宣传处的。我比他年长两岁，他比我进步快，水平也要高出许多。我对他的整体评价是：才貌双全心灵美。

1986年张应银在老山前线

这种看法并非我一己之见，凡是了解他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尤其是中央新闻媒体的领导和编辑记者对他更是钟爱有加。他从担任集团军新闻干事到管军区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副部长，长达17年时间。他和中央新闻单位的许多领导和编辑记者，从单纯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文友。因此，他协调宣传军区部队的重点工作和重要典型也显得得心应手。比如，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张宗银、孙晓青等，从当部门领导起，就很看好他的稿件和他的为人；原副总编辑李鑫，当年当编辑时编发过张应银的报告文学《梦之战》，20年后，已经成为副总编的李鑫，竟然以报告文学的首句“枪声远了，烟尘散了……”作为他们聚会的开场白，一直到退休以后，他们的友情从未间断。

张应银以身材高大、英俊、才气过人称著，被夸为宣传部的“模样儿”

1998年春节前，他组织中央新闻媒体宣传采访河西军民创建“千里双拥模范走廊”的事迹，《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马利，就很认同他对典型的看法及行事风格。在之后的正式宣传中，她出主意，一起研究如何让《人民日报》牵引其他新闻媒体宣传的对策。果真，《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那天，中央各大主要新闻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做了突出报道。

1996年7月，我与他赴京协调宣传西藏阿里军分区“活着的孔繁森——丁德福”的事迹，上午给《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汇报，邵社长当即表态并请他写个短评，下午给《光明日报》社长王晨汇报，王社长说：“那你也给我们写个短评”吧。我有点找不着北：这些新闻界的超级大咖，为什么这么信任他？我想，从关注一个人，到关注一个战区的新闻工作，不能不说没有关联。当然，更为关键的是这个人的背后是有着丰厚新闻资源的西北军营。

1996年5月27月，军区宣传处长张应银（中）与弟兄们在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界山大坂时留影

张应银处长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沉稳，任何时候他都会给人一种处事不惊，遇事不慌的感觉。记得当时宣传部一位领导曾开玩笑说：“走路要像张应银。”意思是他走路如同他的处世风格。的确，我与他在一起共事10多年，不知道他着急了是个什么样子。但他说他是“着急在心里筹划，顾不上在外表体现出来”。我倒是从内心觉得他是一个有领导气质的人。

正因为他具备了这些他人想学也学不来的内在魅力，从而赢得了不少领导的欣赏。他陪同军区一位首长下了一次部队，这位首长就时常深入我们处和他交流，后来首长被提升到武警总部当主官，在张应银任处长和副部长期间，这位首长让机关先后两次协调调他，都因军区不愿放人而搁置了。《解放军报》总编室一位领导，看到他写的一组五篇剖析军营“人际关系”的言论，激动之余就来电话征求意见要调他，也因同样原因未能调成。1995年7月，宣传处长的位置已空缺半年多了，这时的他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上讲都已具备接任了，可等到部领导谈话说明要让他当处长时，他还说着别人更合适的话。他刚任处长时，一次去部领导家里送文件，走到楼下还在打听领导具体家门。“当了处长还不知道部长家门。”一时成为他不懂人情世故的笑谈。

我与他除了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和尊重外，更多的还是一种挚友加亲情。无论是他当干事还是当处长或是后来成为副部长，10多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今天想来，倒是创造了不少值得永远怀念的相处范例。

2015年，兰州军区的四任新闻处长樊增民、张林、张应银、宫曦岭相聚。遗憾的是郭怀亮处长当时不在

记得他刚当处长不久，一次，我利用两人一起下部队的机会与他长谈，中心的意思是，我比他年龄大，继续在处里不利于工作，是不是去哪个武装部任职。他却很真诚地劝我不要下去，也不要着急，说不定有个什么转机就接上了。那天晚上谈的时间很长，他看了一下表，新的一天开始了。便说道：“天亮我们还要上阿里高原，老樊，你也要时刻准备向上走。”

我接上处长成为副师职研究员后，他已经任宣传部副部长两年多了，我又一次与他长谈，是不是去哪个军分区任职算了。他还是说着类似不要下去的话。我两次能够顺利接替他的宣传处长和宣传部副部长，他美言不少。这种情谊千金难买，是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是纯真无邪的。

（四）

第四任处长，当然是我了。我对自己的基本评价是：说得过去，还算合格。之所以在宣传处长这个岗位上还能干得下去，我觉得，主要还是得益于前三任处长积累的经验和与中央新闻媒体建立的人脉关系。我始终是照着他们的路子走，学着他们的样子做。当然了，也有自身的不断努力！

至于我到底有什么值得说道的？有一年，在宣传部年终总结会上，我以“做个明白人”为题的述职发言，也许能够回答点什么，不妨在此也作个交流：

要明白自己是谁的人？党的人！咱不好好听话让谁好好听话；明白自己是哪里人？宣传处的人！咱不好好做人让谁好好做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干事的人！咱不好好干事让谁好好干事。

在宣传处工作，那当然首先是要听处长的。理由嘛，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成长进步靠的是处长。在郭怀亮任处长时，我还是个雏鸟，翅膀硬不起来。到了张林接任处长后，我好像慢慢地可以单飞了。记得1995年的一天，我问张处长，我一年其他稿子不上，在《解放军报》上6个头条行不？张处长随口回答，那当然行啊！果真，这年加上中央级其他报纸两个，我共计上了9个头条。

我成为处长后，第一次开会，就学着老处长们开门见山说：“大家都听着，在宣传处干事，一是不说处里任何人包括离开处里人的半个不字；二字照着前任老处长的要求办，只管写稿，把路行端。谁违反了，看我咋收拾。”几年处长下来，处里的同志都很自觉，只知哼哧哼哧埋头采访写稿。为此，军区每年在《解放军报》刊登的头条一直维持在30个左右，重大典型和重要工作的宣传，次次圆满完成任务。

作者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

新闻工作独立性强，稍不注意，就容易给人留下大大咧咧的印象。那咱就注意点，做个谦虚的人，尊重人的人。在宣传处工作尤其是当处长，稿子写好了本身就是对编辑的尊重，面对中央新闻媒体上稿标准高、难度大的情况，除了写出有思想、质量高的稿子外。单是我剪贴研究《解放军报》有关领导和编辑的稿件就有近百篇，每次去了报社，我就必做两件事：一是主动提着热水瓶给编辑倒开水，先拉近一下距离，调解一下氛围。记得一位社领导曾开玩笑说，我进了他们办公室就分不清谁是主人了。二是从编辑的得意之作谈起，待对方兴致正浓时再谈自己的稿子。你别说，有时还真的管用。基层组季桂林从任组长到部主任，几十年都在说我是报社的编辑通，经常哄着编辑高兴上自己的稿子！

宣传处的工作，时常要与部队通讯员打交道。通讯员能遇到本单位一个上头条或重点稿件的机会不多，你去了他们陪前陪后不就是为了上个稿子署个名？无论当干事还是处长，我就一直很注意替他们着想，稿子一定要有他们的名，有了成绩一定要说成是他们的。记得在2000年，我当处长第二年，与21集团军和47集团军139师一名新闻干事先后合作在《解放军报》头条宣传了一项重要工作和一个先进个人，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就给这两个单位领导分别打电话表扬他们。年底，他俩分别荣立了一次二等功。直到现在，这两个人还与我保持着联系。

作者当战士时在连队采访

一位新闻前辈谈到他的一条感受，说在宣传处工作，每年春节前若能在《解放军报》上个头条或重头稿子，保准这个年就能过好，酒也得多买几瓶。否则，还有什么心情过年喝酒。这话我有同感，不要说过年，平时只要你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的宣传或刚上个头条，你走路的表情好像都轻松了许多，甚至连夫妻关系也要和谐许多。但这种效果，是苦出来的。我觉得，在宣传处当干事，第一要素就是要吃苦中苦。说实话，我和处里的同志，是踩着前几任处长的脚印前行的。到后来，去高原边防和基层部队，已经成了自己踏着自己的脚印反复前行了。只有真正体验到了，我才得出了在高海拔地区“女人比男人反应小、瘦人比胖人反应小、年轻人比年长人反应小”的规律结论。

在我心中，再苦的地方算不上苦，真正苦的还是每次动笔写稿子。自己就要求自己不等不靠，主动上手。决不做“写起稿子没人干，署起名字一大串”的代言人。

作者当战士报道员时

有一年7月，我负责协调宣传47集团军高炮旅九连“把连队办成大学校”的经验做法，旅政委于善军原以为宣传处的人就是跑跑颠颠的，稿子都是记者的事。当他看到我与集团军一名新闻干事协调上稿的艰辛圆满过程，连续一个星期每晚熬到凌晨一两点，从《解放军报》的稿子写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台》等五六家新闻媒体的稿子时，他说的几句至今让我都觉得心暖的话:“你们真是太累了，过去总听一些人说你们搞新闻的‘单’（意为只懂新闻业务，不会带部队），我也有点误解，现在看来，你们不是‘单’，而是一专多能！”

在宣传处工作尽管有苦也有难。但人世间，除了贫穷和衰老可以毫不费力，其他你想要的一切，都需要拼命的努力。

几十年宣传处的工作，收获满满。我也由一个年轻干事成为师职干部退休。

新闻给了我一切，我的心早已融入新闻，当年的宣传处至今让我流连忘返。那里是我吃大苦、经大难的淬火之地，是我长知识、增才干的前沿阵地，是我被重视、有自尊的福气之地，是我倍感温暖、得到包容的风水宝地。

忘不了我的老处长，忘不了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驻军区分社的鼎力相助，忘不了我的前辈与同行胡秀堂、张志荣、李志勇、潘启剑、俞泳江、柳军、沈海荣和宫曦岭、董玉川、念宏图、魏春、东永政、吕志强……忘不了为兰州军区新闻工作作出贡献的每一位新闻干事和士兵报道员……

我怀着感恩之心想念你们，感谢你们。

作者樊增民。他的这间办公室，宣传处的历任处长都曾在此办公。

注：此文曾刊发于《五色之翼》公众号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