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服役30年，一直是在地方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团以上机关度过。工作、服务的对象，除正规部队外，大量的是工矿企业和农村的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我们平日戏称“土八路”。因工作需要，下部队和工厂、农村蹲点成了家常便饭，或搞调研，或总结典型经验，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半年一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入伍前在农业社做过几年庄稼活，很喜欢和农民打交道，心能想到一搭，话能说到一起，尤其是那正统的方言土语，听起来特别亲近，有味，入耳。

在部队工作期间，先后到基层蹲点究竟有多少次，记不完全了，少说也有二三十次吧！

这里说的，只是在陕北富县农村蹲点的一点回忆：

1973年6月，周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访问延安，晚宴结束后，总理目送客人回到房间休息，接下来又主持召开了地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他们汇报延安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情况。当听到一些地方群众还吃不饱肚子时，总理难过地落了泪，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经反复研究，总理要求，一定要帮助群众把生产搞上去，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群众生活，“三年变面貌，五年翻一番！”时已75岁高龄的周总理，直到凌晨3点才回到简陋的南关地区招待所休息，5点又早早起床，准备去陪同客人。

为贯彻落实总理指示，陕西省军区党委决定，从当年起，在机关和所属部队抽调干部组成支农工作队，由领导带领，到富县4个公社（每个公社四至五个大队不等）分期分批蹲点扶贫，一期一年。

时任省军区宣传处副处长的我，和王宗义、李友民等同志一起，由我牵头，参加第五期支农工作队，到政治部包扶的富县茶坊公社吉子弯大队蹲点（1977年底到1978年底）。

这个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叫吉子弯，一个叫李家沟，同在一条线上，相距不过一二里路。背面全是山坡地，土质贫瘠，少雨多旱，基本是靠天吃饭。村前是西延公路，川流不息的洛河与公路之间，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川道农田，所有社员口粮、牲口饲料、公购粮、预留子种，主要产自这片河道地。比起公社的其他大队，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就这，到了青黄不接时，不少社员还是口粮不足，生活艰难。

1978年从春到夏，老天爷不睁眼，一直少雨干旱，连野菜野草都旱得不愿出土。眼看到了五月中下旬，玉米却无法下种。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变压器出了麻达，一时修理不好，现成的抽水水泵使用不成。大队干部和我们支农工作组的几个人急得火烧火燎，有的社员反倒来安慰我们：人忙天不忙，终究有一场（指下雨）！我们连着两个晚上召开大队支委会，商量主意。节令不等人啊！夜很深了，我突然憋出了个办法：挑水点种。山西有个闻名全国的生产大队，是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地处穷山恶水的山沟沟，竟用“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笨”办法，使粮食连年丰收，社员口粮充足，年年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我曾去那里学习参观过。这个法子一提出，大家都很赞同。陕北富县一带天凉，无霜期比关中短，玉米生长期得120天左右，要是到了寒露不能成熟，一料庄稼就白种了，等不起啊！从第二天开始，男女社员齐上阵，强劳力下河挑水，女社员和年老体弱者，刨坑，点子，培土，三天工夫，天不明上工，天黑收工，硬是赶芒种点种完毕，加上搞好后期的田间管理，力气总算没有白费！还不错，到了秋天，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心里一下子放松踏实了许多！     

蹲了一年点，成天和社员同时出工收工，早出晚归，自己也成了农民。哪像坐机关，虽说冬暖夏凉，可开会多，锻炼少；动笔多，出力少。年纪轻轻的，竟得了失眠症，时不时得去门诊部开点安定片。有同事说，没瞌睡？没瞌睡是脑袋不清闲，想东想西，想的还是些与打粮食不相干的事！

至今我还留恋农村蹲点的日子！每天不等太阳压山，已经人困马乏，一挨枕头，不大一会，就能梦见周公。失眠毛病治好了，安眠药不吃了，这意外的收获，教人好不乐乎悦乎！

作者简介：

董治顺，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退役军人，资深政工干部和媒体传播工作者。历任省军区宣传处处长、临潼县人武部政委、渭南军分区副政委、延安军分区政委、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巡视员、陕西省传播学会会长等职。出版过政论、散文、书法作品集。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