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沾了写字很多光，几十年能有个比较牢靠的饭碗，八成是靠了写字这个手艺。

当兵刚满两年，有一天，团里的保卫干事来到我们班执勤点，给了我一张报纸，还有两张带小方格的稿纸，让我把报上一篇文章，照着抄下来给他。没过几天，指导员突然通知我背上行李，到团里去找保卫股侯干事。原来是要我“以兵顶官”，代理保密员，管理收发机要文件和各种印章。用一个干部的话说，叫责任重大，工作轻松。可是，同在一个楼上的司、政、后机关，差不多三两天都会制造一些文件需要誊写。而制造文件的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长官大资格老，使唤我就像掌柜的使唤小伙计一样，让我抄写他们写的草稿。要是给团首长抄个讲话稿什么的，还一再叮咛必须工整，好认。特别是我们萧团长，放牛娃出身，十四五岁参加红军，翻过雪山，过过草地，吃过草根皮带，是全团最老的老资格，但认不了多少字。只要是他的讲稿，我都用毛笔一笔一划，规规矩矩，抄成核桃大小送给他，再当面从头至尾给他念一遍。这样，他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楚。完了，会很高兴的表扬我几句。

在团部干了将近两年，部队搞精简整编，规定不许“以兵顶官”，我又被调到连队当文书。替别人抄抄写写的活没有了，可难事也来了，连里半年全年工作总结，经验材料，连长指导员的讲话和向上面的汇报稿，全是文书份内的事。不是连里领导懒，怕动手，是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解放前就参了军，有的还上前线打过老蒋，玩枪杆很内行，玩笔杆不行。为了把材料写得好一点，我就逼着自己多看多学多练习。碰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指导员杨兴贵就会用他那满口家乡话鼓励我：有点子困难就缩脑壳，还叫啥子战士？哪个从娘肚子一出来就会写文章？

1963年，全军开展学习雷锋、好八连活动，连里涌现了不少好人好事，还被评为先进连队。这下热闹了，来蹲点的，调查的，采访的，照相的，一拨跟着一泼，形成的调查报告，经验材料，新闻稿件等，抄抄写写的差事，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来到连里的那些人，人人都是高手，发出去的东西，不是被上级转发，就是被报纸采用。给他们抄材料，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照猫画虎”，而是边抄边想：为啥同一件事，在他们手里，就写得有滋有味，让人喜欢看？他们开座谈会，现场采访，我也去跟着听，跟着记，次数多了，便慢慢悟出了一些门道。我学着写的第一篇稿子，叫《针线包的故事》，当年“八一”前夕，登在了巜陕西日报》上。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是省军区派了个工作组，到我们团蹲点，拿事的是政治部组织处张振山处长。他们形成的所有材料，还是交给我帮着抄写。随同蹲点的王好智，是个“解放牌”（解放前参加解放军），又是个笔杆子，他给张处长参了一谋，说我字写的整齐秀气，忠厚老实，勤快，还有些灵气才气，写的稿件上过报纸，是个可以培养的苗苗。果然，我被提干不久，就调到了组织处。

那可是个硬硬的军级单位，是和省委省政府平行的大机关，对干部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要比对基层干部的要求严得多。一下调到那里，隔三差五要写东西，动不完的脑子，劳不完的神，熬不完的夜，很难适应胜任，工作使不上劲，就闹点小情绪，要求调回团里去。

一天晚上，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往椅子上一靠，鞋一脱，双脚往桌子上一搁，两眼一闭，开门见山，张口“训话”：年轻轻的，不下苦学本事，老想到下面去，当个排长，连副，“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那两下，谁弄不了？人往高处走，你总不能把那个事干一辈子！年轻时怕用脑子，以后年纪大了，啥事也干球不了！从今往后，不准再提回团里的事！

快60年了，那次挨的批评，至今我仍记得一清二楚。不敢想象，没有处长尖刻严厉，语重心长的教训，不知自己会混成个啥样子？！

处长的话虽说刺耳，不好听，但哪一句不是为自己好？当时，只能死了心干下去。笨鸟先飞，不会就钻就学，人一能之我百之，人十能之我千之。总算逐渐有了长进，有了提高。写个东西，谈不上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也不至于抓耳挠腮，理屈词穷，憋得满脸通红！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在组织处，再到宣传处，一干就是18年。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人是个懒惰的动物，能走不跑，能坐不走，能卧不坐。舒服是舒服，到头来，就只剩下舒服了！还是用鞭子抽着的好。

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对此深有感受！人生在世，得有点志向，有点追求，有点精神，别人不拿鞭子抽，就自己拿鞭子抽！不管取得多大成绩，升到多高级别，都不能懈怠偷懒，图清闲，混日子，浪费年华！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