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1993年元月10日在延安隆重召开。时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群联处长的我，有幸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对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内幕及来龙去脉大都略知一二，其中不少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

30年后的今天，笔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留在笔记本里的文字记录，整理出其中的二三事，与大家分享。

大会为什么会放在延安召开？

在延安开这个会，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嘛，双拥运动的发源地就在延安，在这里召开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那是自然而然的。

这个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每隔10年一次的延安双拥运动纪念大会，只有1993年这一次是在延安召开的，其余都是在北京召开。

那么，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为什么会放在延安召开？这背后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1991年在福州召开的全国双拥工作会议说起。

1991年元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会议命名表彰了一批双拥模范城（县）和双拥先进个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建双拥模范城活动的热潮。时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徐山林，时任民政厅厅长靳建辉，时任民政厅优抚处处长秦建堂，时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赵琦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参加会议，却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赶到了福州，因为我要参加之后紧接着就要在这里召开的全军对台工作会议。

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到酒店看望省上的与会领导。在看望靳厅长、秦处长时，他们向我透露，1993年是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他们已经与徐省长、赵主任商量过，想争取把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放在延安召开。

当时，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又担心这只是陕西的一厢情愿，恐怕难以实现。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陕西的双拥工作，当时在全国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尤其是解决军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受到时任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的充分肯定。

那是1990年5月10月，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召开有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西安市领导参加的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军地历史遗留问题。随时任省军区赵焕职政委一起参加会议的我，觉得会议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十分到位，而且由省委一把手召开这样的会议，在全国尚属首家，很有指导意义。于是，当天我就起草了一份电报，报到兰州军区政治部。政治部在转发所属部队的同时又报到总政治部。时任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充分肯定陕西的做法，并批示将电报转发全军，引起热烈反响。陕西的双拥工作由此便在民政部和总政挂上了号，并引起了全国各地和各部队的关注。

这年的八一节前，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召开双拥工作会议时，受杨白冰秘书长的委托，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专程前来参加，在讲话中对陕西的双拥工作，特别是解决军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再次给予了充分肯定。总政领导专程前往参加一个省的双拥会议，这在全国尚属首例。会议信息通过媒体报道和总政的文件传播开来，陕西的双拥工作再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紧接着，10月，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宝鸡召开双拥模范城命名大会，时任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时任总政副主任于永波又专程前来参加。从而又进一步扩大了陕西双拥工作在全国的影响力。

那几年，双拥工作成了陕西一张亮丽的名片，正因此，福州双拥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陕西的双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所以说，争取把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放在延安召开，并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而是确实具备一定条件，具备这种可能性的。

福州会议之后，陕西省委、省政府很快研究提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意见，其中就响亮地提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在延安召开”的口号。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陕西在推动双拥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任组长，时任常务副省长徐山林、时任省军区政委赵焕职等省上领导任副组长。同时成立了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时任省委秘书长张景文任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会蔡肇发，省民政厅厅长靳建辉，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寿山任副主任，民政厅原优抚处处长秦建堂为常务副主任。办公室的办事机构，一个是民政厅优抚处，一个是省军区群联处。随着双拥领导小组和双拥办公室的成立，对全省双拥工作的领导及组织协调工作得到了有力的加强，以创建双拥模范城（县）为中心的双拥活动在全省迅速展开。

二是，1991年7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再次召开创建双拥模范城（县）大会。这次会议带有现场会的性质，会议在延安开幕，渭南闭幕，在每个地方都参观了七八个双拥共建点。最后命名西安市为双拥模范城，渭南地区、延安地区为双拥模范地区。同时还命名了一批双拥模范县。时任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副部长阎明复；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元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给把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放在延安召开加了不少的分。会议即将结束时，我去找与会的总政群工部的同志闲聊，他们向我透露，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很有可能会放在延安召开。

三是，1991年八一节前，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陕西宾馆召开全省双拥工作大会，省委、省政府及省上各厅局的主要领导，全省12个军级单位的军政一把手全部与会。时任省委书记、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勃兴讲话，对前段时间的双拥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下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从而对全省的双拥工作进一步加了油、鼓了劲。

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陕西的双拥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迎接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在延安召开，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双拥领导小组认为，现在是时候把我们关于在延召开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想法，正式向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做以汇报了。

1992年4月中旬，省双拥办的主任和4位副主任专程赴北京，向民政部和总领导汇报。我一同前往。我们首先汇报了陕西这几年在双拥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然后汇报了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在延安召开的意义，以及为迎接这次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民政部、总政的领导听了汇报后，对陕西的双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也认为陕西提出的把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放在延安开，这个想法很好，他们会予以考虑。同时表示，这样的会议，要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会议的地址最终会定在哪里，还得等候通知。

这年9月份，省双拥办接到通知，由民政部和总政治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要到延安检查双拥工作。说的是检查双拥工作，其实重点是要检查延安迎接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准备工作。几天后，由时任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周子玉率领的工作组来到西安，与陕西省双拥办的人员汇合后又来到延安。在这里，他们听取了延安地委、地区行署和军分区的汇报，考察了一批准备供与会代表参观的双拥共建点，并到预定的大会会场、住宿酒店作了实地考察。然后，联合工作组，省双拥办工作组，和延安地委、行署、军分区及延安市领导，一起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提出了在延安召开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方案。

民政部和总政工作组回北京不久，省双拥办就接到通知，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就在延安召开，陕西和延安要按照联席会议确实的方案，加紧准备。又过了不久，会议的正式通知就下来了。

至此，这件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陕西人民的愿望终于变为现实。

一场大雪，差点使会议易址

1993年的元月初，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进入倒计时，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一口气下了整整两天两夜。整个三秦大地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由于气温骤降，道路上的积雪迟迟不能融化，给车辆和人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从北京到西安，再到延安，不少人的心悬到了半空，脸上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原定的方案，参加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会议代表，都是元月8日前到西安集中，元月9日，由省外办安排的中巴车统一送到延安。而如今，这一方案还能不能行得通？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手里都捏了一把汗。

作为会议主要筹办方的陕西省的一把手，时任省委书记、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勃兴，此时此刻比任何人都要着急。是啊，如此重要的会议，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会议代表又是如此之多，万一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出个啥事，那问题可就大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与其坐在办公室里发愁，不如到公路上看看，摸摸情况。”就在大雪过后的第二天，张勃兴带着省委办公厅的几个人，坐着一辆中巴车，向延安方向驶去。名义上说是去打前站，其实就是要摸摸路况。尽管驾驶员小心翼翼，行进速度相当缓慢，但是车到铜川市耀州区后，轮子一打滑，紧慢踩刹车，还是滑出路面，冲到了路边的沟渠里。

张勃兴当即让随行的工作人员给徐山林和省双拥办打电话，通报了路上发生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会议代表坐汽车上延安，这个方案要放弃，另想其他办法；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建议，会议就放在西安开，代表们就不用去延安了。”

省双拥办马上进行研究。对于张勃兴提出把会议放在西安开，大家不免有些遗憾，但也都认为，这实在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会议后，省双拥办即给陕西宾馆、止园饭店、人民大厦打招呼，让他们着手开始相关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省双拥办也及时把张勃兴去延安途中遇险的情况和他的意见向民政部和总政作了汇报。民政部和总政的领导听了汇报也非常着急，稍后他们通知省双拥办：陕西可以按大会在西安召开着手准备，同时他们也会尽量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两天后，北京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与铁道部协商，他们决定派出专列，运送会议代表去延安。其中五节公务车，供刘华清、邹家华、孙起孟、陈俊生、马文瑞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普通专列，供其他与会代表乘坐。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还是按原定计划，在延安召开。

至此，我们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大家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人民大厦，那场一直开到凌晨的会议

1993年元月8日，西安人民大厦前楼一间会议室。一场由民政部、总政治部、陕西省双拥办等会议筹办方及保障方领导参加的会议于晚上七点半正式开始。

截至此时，参加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各省市区、各部队的领导都已经汇集到西安（个别的当晚赶到）。晚上开这个会，就是要对西安这边这段时间的工作做个回头望，看看所安排部署的工作中，还有哪些没有落实，另外还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开得很顺利，原定的议程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了。然而，就在所有议程即将进行完的时候，突然接到公安方面的报告：西安一家医院7公斤剧毒药丢失了！

这条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能不紧张吗？参加延安双拥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代表都到了西安，明天早上就要乘坐公务车和专列上延安，后天会议就要正式开幕。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谁能不担心呢？谁能不手里捏一把汗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一个比一个凝重。

短暂的沉默之后，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双拥办副主任蔡肇发率先发言：“医院丢了剧毒药，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事情发生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不能不和双拥50周年纪念大会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从最坏处着想，做好工作。首先是，公安部门要抓紧破案，把丢失的剧毒药尽快找回来。第二是，要切实做好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住在大厦的领导和会议代表的饮食安全，专列和首长公务车的饮食安全，还有延安会议期间的饮食安全。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首长公务车的饮食安全。按照规定，首长公务车到了哪里，就由哪里提供给养，食品的检疫工作也由哪里负责。可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食品检疫工作还完全由陕西来做，陕西能不能把工作做到万无一失，我心里确实没底。为了确保首长公务车的绝对安全，我建议，首长公务车的食品检疫工作最好由北京方面指派的专家负责，我们陕西全力给予配合。”

他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又是一阵寂静。大约过了一分多钟，时任总政群工部部长、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环顾会场一眼，缓缓开了口：“给首长公务车食品做检疫，这事确实责任重大，蔡秘书长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明天首长的公务车就要上延安，都这个时候了，北京派专家也来不及，远水解不了近渴。我看检疫工作还是由陕西负责，我相信陕西的同志一定能做好的。”

围绕首长公务车的食品检验由谁来做，北京和陕西的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扯了大半天，还是没有结果。会议都开到12点了，不少人都困得用手撑着下巴，打起了瞌睡。

忽然，邓先群把桌子一拍，猛地站起身，语气坚定地说：“我看咱们就不要再扯了，我的意见，公务车的食品检疫工作还是由陕西来做，如果到时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气氛沉重的会场顿时变得活跃起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邓部长投去钦佩、感激的目光。

时任省委秘书长、省双拥办主任张景文对着邓部长微微一笑，说：“刚才蔡秘书长建议首长公务车的检疫工作由北京指派的专家负责，陕西全力给予配合，这绝不是我们陕西推卸责任，而是这项工作确实关系重大，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可以说，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们陕西也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现在既然邓部长表了这个态，那我也代表陕西表个态：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做好首长公务车的食品检疫工作，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同时还要做好整个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

他的话刚落音，会议即宣布结束。我一看表，已经是12点一刻了。

我急忙赶回家，拿了两件衣服，带上洗漱用具，又匆匆赶到人民大厦，睡觉时已快凌晨两点了。早晨6点起床，招呼会议代表起床、就餐。8点出发前往火车站。9点钟专列出发。

专列一启动，我如释重负，精神一放松，马上困得不行了。当下就靠着软卧的后背，睡着了。只听见对面座位上一位女士小声说：“这位解放军同志太疲劳了，咱们说话小点声，让他多睡一会儿。”到延安后我才知道，这位女士叫何鲁丽，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