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无论是上晚自习、写作业，还是读书，差不多都是在一盏小小煤油灯陪伴下度过的。那时乡下没通电，最经济划算的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尽管只有黄豆大一点光，见风就灭，且气味难闻，熏得人鼻子嘴都是黑的，我还是把它视为最亲密的伙伴。母亲常对我讲，听说城里人点电灯，跟伏天的大太阳一样，又亮又毒，刺眼伤眼，碎碎个娃，不少人就成了近视，成天扣个眼镜，还不胜点煤油灯好。对母亲的话，我一直半信半疑。可我的眼睛特别好却是真的。升学也好，当兵也好，什么时候检查，都是最合格的。

说是煤油灯，实际是用墨水瓶做成的。为了省钱，我向老师要个旧墨水瓶，在盖子上钻个小眼，找个铜笔帽安上，里面穿一根细细的捻子就成了。四个同学合用一个灯，“驴推磨”的办法，每人管一星期煤油，轮流负责。从初小到高小，整整6年，从没离开过那盏煤油灯。那个年月，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进学校读书就很不容易了，还讲什么条件！书包是母亲用粗布缝的，冬天烤火柴是父亲砍的，学生服是用土布染的，墨汁是自己在砚台里磨的……可读起书来，要多精心有多精心。农村能上起学的孩子不多，当个学生，常常有一种优越感，又骄傲又神气。

为啥要上学，当时并不很明白，只晓得读书好，识字好。你看看，当个教书先生，穿一身洋布制服，常年四季身上不沾灰不沾土，干干净净，谁见了，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恭恭敬敬问候一声；逢年过节，东家叫，西家请，能给写上一副对联，便千谢万谢，感激不尽；远方亲人来了信，要请先生念，给亲人报个平安，要求先生写。我就想，一定好好上学，把书念成了，将来也当个教书先生。后来虽没当上先生，当了农民，当了战士，却始终未改对书的迷信，崇敬，钟爱，痴情。有人说，人活一世，有读不完的书，挣不完的钱。这是实话。但在具体选择上，我把读书看得比挣钱重要。不管多苦多累，也没嫌弃过，厌烦过。要是几天没读书，反倒不安，有一种“亡书久似失良朋”之感。

这一点，我要永远感谢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是它，伴我走过了人生的启蒙之路；是它，使我懂得了“学须静也，才须学也”的道理；是它，帮我培养了“求知若渴”“学而不厌”的读书习惯。一天，我突发奇想，觉得只读不写，岂不成了只会采花不会酿蜜的蜜蜂，成了只吃桑叶不吐丝的春蚕？我要学着写作，要把书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财富，结出自己的果实。从1961年起，我就悄悄试着写稿，不敢让人知道，怕登不了报，惹人笑话。前前后后发出去好几篇，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古人云：“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看来，只要为之学之，就会由难变易，有所收获。1963年，全国兴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在团里新闻干事的帮助指导下，我写了篇《针线包的故事》，终于在“八一”前夕，登上了《陕西日报》。后来的事实证明，先贤们的教诲，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每年，我都坚持数十篇地写呀，发呀，从未间断。写得最多的一年，竟超过百篇，平均三天多一篇。60多年过去了，若是把上过报刊的稿件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上百万字了。20世纪90年代，从中筛选了一部分，正式出版了两本散文、随笔集子^[注]。其中一本，专门取名《燈下》，算是对那盏煤油灯的追忆与怀念吧！

[注：未来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散文集《灯下》；未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随笔《走笔》]

2024年4月15日于清心屋

（编辑 马雨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