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我从地方院校毕业后，与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的两名学友同时应召入伍。按规定时间去陕西省军区机关五号楼招待所报到那天，我们参军后第一次见到的部队首长就是省军区政治部的李主任。他首先代表政治部机关对我们表示欢迎，并询问了每个人的一些情况，接着切入谈话正题，大意是说，为了帮助我们熟悉部队生活，经研究决定分别派我们3个人去驻陕某部红一连、罗盛教连、欧阳海连当兵锻炼一年，叮嘱我们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虚心向部队官兵学习，为尽快完成从学生向士兵的转变打一个好的基础。最后还说，他今天来既是为我们接风，又是为我们送行。谈话刚结束，后勤部的同志按新兵的被装发放要求，很快送来了棉被、大衣、夏服、冬服等物品。在这次被批准入伍的3个大学生中，一个是西安市人，另一个有亲戚在西安，他们的旧被子和换下来的衣服都可以拿回家去，唯独我是陕南人，如何处理换下来的衣物成了一个问题。李主任当即指示干部处随行的干事把我的旧被服先放到干部处库房，然后等机会送到汉中军分区，再由军分区送到洋县人武部，由人武部负责送到我家里。大约一个月以后，弟弟来信说，所有衣物如数收到，人武部的同志还把“光荣军属”的牌子挂在了门楣上。

在省军区政治部机关，李主任既是党政“一把手”，又是一位德高望重、宽容厚道的长者。他待人诚恳谦和，蔼如春风，对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成长进步关爱有加，无微不至。当时政治部从各军分区先后调进一批年轻干部，对符合随军条件家属工作的调动、子女入学等问题他都一一过问，有的还亲自出面与地方有关单位协商，直到妥善解决为止。我在他领导之下工作了七八个年头，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训斥过谁。20世纪70年代初，省军区机关经常组织时事报告会，有一次在大礼堂听报告时，一位领导讲“陕西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为陕南党和陕北党的斗争”，我一听就认为是胡说，小声议论了几句。不料隔墙有耳，被紧坐在后排的一位首长秘书听到了，大会一结束，他就向作报告的领导作了汇报。这位领导一听大为恼火，立马给李主任打电话，说这是严重的自由主义，要求严肃处理。李主任在政治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并说军营不是随便议论的场所，发现什么问题要逐级报告，不要犯自由主义。随后又亲自向这位领导反复做了解释工作，事情才算平息。大约是1978年下半年，为了配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和战友王天晞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联系陕西实际时，涉及驻军部队参与支左的一位主要领导的问题。兄弟部队有人看到这篇文章很有意见，反映到省军区领导那里。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后，委托政治部常青副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肯定宣传处的干部多写文章不是坏事，但严肃指出写批评文章要特别慎重，考虑周全，就事论事，不要撞人。这两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其中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李主任、常副主任这些老首长对部属的宽厚、包容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却令人敬重，至今难以忘怀。

李主任几个在部队工作的子女，在几次“精简整编”中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都是很普通的岗位，有的现在已经退休。我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主任的大女婿，听说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当不上师（厅局）级干部不能算安置，看样子，主任在你们几个人的工作安排上，好像没有使上什么劲？他正色回答：诚如你所言，确实如此。据他介绍，李主任一贯主张自己的孩子们自强自立，通过个人的努力，凭真本事在社会上立足，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子女的工作问题说过情，只有一次“例外”，但这个人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大女婿的一个同学的朋友1970年从西安公路学院公路设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武山县的一个农机部门打杂。后来几经周折调回西安，但一时找不到接收单位。一次闲谈中，李主任偶然听说了这件事情，他认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学非所用也是很大的浪费，就通过自己认识的熟人向有关部门做了推荐，后来这个人被西安市公路总段接收录用。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过硬的专业技能和勤奋的敬业精神，这个公路学院毕业的老大学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主持了西安市第一条高速公路西蓝高速的设计工作及西安周边市（县）十数条二级公路的改（扩）建，广受业界好评。

李主任出身贫寒农家，15岁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基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这种经历形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平民情结，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布衣、普通一兵本色，为人低调，从不显山露水。1975年5月，陕西省军区党委根据周恩来总理1973年回延安时提出的“三年变面貌，五年翻一番，改变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指示精神，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决定分期分批组织机关干部赴陕北富县包片蹲点，开展支农工作。省军区政治部机关包干的是富县茶坊公社的皇甫店、榆林桥、马坊、史家坪、吉子湾等生产大队，李主任作为政治部的总领队，率领队部住在茶坊公社供销社的几间房子里。他经常下几个点检查指导工作，同社员群众同吃同劳动，并很快和供销社的职工打成一片，与供销社的主任同出同进，关系融洽。加之他经常穿便服，有一段时间外面来办事的人经常分不清谁是部队的主任，谁是供销社的主任，张冠李戴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直到当时延安地委书记在富县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供销社看望他，茶坊街道上的一些人才知道了李主任的真实身份。李主任比较清瘦，供销社的主任长得魁实，有人就说“看来瘦主任比胖主任的官还大”。2002年，李主任80岁生日来临之前，他的几个老战友、老部下谋划给他祝寿，准备在饭店摆几桌好好庆贺一番，他知道后坚决反对，认为中央对此类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明确规定，不能明知故犯，兴师动众，搞劳民伤财的事情。老战友们看拗不过他，最后请人写了一幅“寿”字送他作罢。

李兴智主任

1992年，我从宝鸡军分区调到西安军分区任职，距李主任离休后居住的小南门干休所只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在环城公园散步时，经常碰见他，每次都会站在路边闲聊一会儿，他对政治部的干部非常关心，问这问那，临别时总会说一句“见到政治部的人一定代我问好。”2010年，宣传处的部分老同志自撰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军旅印记》，我送李主任大女婿一本，主任当时住在四医大西京医院治病。大女婿特意在病床前给主任念了回忆录中关于他在政治部工作时的一些情景，主任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宣传处的同志们”。由于这时他的视力已经不济，只能半躺着靠在被子上，把《军旅印记》拿在手里翻了又翻，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无限怀念。没想到《军旅印记》竟成了李主任生前看到的最后一本读物，这使我们十分欣慰。

大约是201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在小南门内早市遇见原省军区门诊部的医生刘锡昌，他转业后工作单位的家属院，就在小南门军干所斜对面，经常在门口碰到李主任。我就问他最近见李主任没有？他有点惊讶地说，你还不知道呀？李主任半年前就走了。我回家后给李主任的大女婿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他回答说，主任生前有交代，丧事简办：一不发讣告，二不设灵堂，三不搞遗体告别，四不送花圈，五不通知战友。他们严格按主任遗嘱办事，送葬时除了亲属外，就只有干休所的几个工作人员。我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原宣传处老处长董治顺，他也觉得李主任在西安有这么多老部下，应当通报一声。为了表达哀悼之情，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登在《西安晚报》上，李主任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也是看了这篇文章后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都以没有最后送老领导一程而感到遗憾、惋惜。

作者简介：

王扬，实名王宗义，1944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1970年大学毕业后参军。先后在陕西省军区机关和宝鸡、西安、铜川军分区任职。2002年退休。

                                                                                                                                                 （责编  马雨辰   审稿 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