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内有的人在抗日大潮面前被冲昏了头脑，重视民族斗争而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尤其忘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

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右倾错误倾向及所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预防和警示，并与之进行了斗争。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还指出：“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强调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泽东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也对这些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各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最早在陕甘宁边区表现出来，因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纠正边区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边区政府成立前后，边区有的党政领导对党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表示怀疑和反对，尤其在1937年12月后或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主张边区政府“不仅形式上由苏维埃制度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性质上也要变成真正议会民主制度”，“必须成为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和邻近友区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交换行政经验，在边区议会开会时，邀请友区政府参加，帮助指导议会进行”；他们主张在边区的关中、陇东分区搞所谓“统战区”，提出“统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严格区别统战区和边区工作的不同，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必须和同盟者采取一致的步调”。这种“统战区”既有国民党政府承认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也有国民党统治时的地方和机构，这些地方和机构中不少人专门从事特务活动和反G反人民的勾当。在边区境内，“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到1938年上半年，边区境内失去了不少区、乡，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编组保甲，杀害我党的干部。国民党在靖边县的县长以武装胁迫群众强行摊派粮款，殴打村干部，当地干部向边区政府报告，张国焘却斥责这些干部对统一战线不忠实，下令将有的地方送给顽固分子。同时，边区境内的地主反攻倒算，被地主抢走的土地达已分配土地的二分之一。志丹县一地主共强行收回土地2800垧。1938年5月15日，为了“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揭露和制止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并纠正党内和边区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布告》：（一）“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二）“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三）“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四）“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从此，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边区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边区党组织的人事做了重要调整，使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新变化。

然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并非一帆风顺，王明回国后推行的右倾错误使中共党内经历了一场争论和波折。1937年11月29日，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同陈云、康生等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回国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王明在作政治报告中继续坚持他在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至此，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真乃一针见血、一言中的的评论。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这次会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共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这时，边区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张国焘不听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劝导，在4月17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口头报告，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