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七大的筹备时间是最长的。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但1945年4月七大正式召开时，抗战已临近胜利，其筹备过程几乎与八年抗战相始终。筹备时间如此之长，与七大曾经五次延期有着直接关系。

1938年：七大第一次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全新的目标，这就是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作为具体措施之一，他提出要“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已公布的党的文献中，这是最早召开七大的倡议。

当时，召开七大是客观形势的要求。1928年召开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已有9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期间党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经历了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需要对这些斗争经验进行总结；遵义会议后党走上了正确路线的轨道，毛泽东逐渐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党各方面的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名义上他还不是党的最高领袖，所以党的领导层也需要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在展开，这给党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党对这些新问题进行分析，做出回答，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七大，正是为了适应上述各个方面的要求。

召开七大的任务提出以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他的回国，使党面临两个新问题。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抗战爆发以后，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领导权，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但王明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争中不能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而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产生了思想分歧。二是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使七大的召开产生了新的迫切性。七大的召开从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暂居上风，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七大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决议规定了七大的中心任务和各项议程，并指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强调七大的“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为了筹备七大的召开，决议宣布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由25人组成，其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有重要的领导人，例如毛泽东、陈绍禹（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博古）、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等，毛泽东任主席，陈绍禹任书记。筹备委员会之下，还成立了负责经常性工作的秘书处，以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陈绍禹组成。

上述决议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七大召开的具体时间，但由于它强调七大应该在“最近时期内”召开，这表明当时党内高层对于召开七大的大致时间是有共识的，这就是1938年。但在1938年，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原因何在呢？

首要的原因是战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召开七大的决定之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紧张、最危急的关头。侵华日军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个战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难于组织有效的抵抗，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失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刚刚在山西战场初步站稳脚跟，尚未完成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而新四军则刚刚组建，部队尚未集中完毕。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务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难以抽出时间完成七大的准备工作；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由于军务在身，难以脱离部队回后方参加七大。此外，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有包括组建新四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这也牵制和分散了中共中央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这些情况决定了当时并不具备召开七大的客观条件。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两次谈到七大为什么没能在1938年如期召开。在报告开始的时候，他说：“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报告结束的时候，他又说：“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可见造成七大第一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战争，以及主要由战争导致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完成。

但除了战争以外，当时党内高层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存在的分歧和不统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七大的按时召开。这种分歧和不统一主要是由王明造成的。他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负责处理原由毛泽东担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领导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会议结束后，他受蒋介石之邀前往武汉，并负责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在武汉，他将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并，并担任了长江局书记。他不经中央批准，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表宣言；也不经毛泽东同意，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发表谈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在他的领导下，长江局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延安的中共中央的“第二中央”。在思想方面，王明继续坚持他的右倾错误观点，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强调独立自主，在军事工作中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而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要王明回到延安，在中央工作，但他置若罔闻。由于王明这些问题的存在，七大不可能顺利召开；即使能够召开，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9年：七大第二次延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了全党的步调，这就为七大的召开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会上，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还提出了七大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同意开始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七大提交的政治报告。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即向全党党员解释七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党“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

由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何时能够完成实难预料，所以这一决议对七大的召开日期仍没有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从决议中“在不久的将来”和“在较短时期内”这些提法来看，中共中央迫切希望七大能够尽快召开。如前所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表示，由于战争紧张的原故，七大不得不推迟到明年召开。这些都说明，在1939年召开七大在当时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会议作出的决议，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但在1939年，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

七大第二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开始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在山西、河北等地，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企图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交出在这些地方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抗战初期相对良好的国共合作关系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这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国共关系，针对国共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新的斗争策略。这必然会影响到七大的如期召开。

另一方面，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后，开始回师“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八路军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磨擦，又要对付日军的“扫荡”作战，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七大也难于从容召开。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后来七大选出的5位中央书记中的4位，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时或者不在延安，或者是在1939年过去好几个月后，才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不在延安的领导人是朱德和任弼时。朱德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就返回了华北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战和反对国民党军事磨擦的斗争。任弼时则是在1938年3月去了莫斯科，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直到1940年3月才返回延安。刘少奇和周恩来属于第二种情况。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了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然后离开延安辗转前往河南，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直到1939年3月底才回到延安。周恩来则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尚未闭幕的时候，就离开延安去了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1939年初，他又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解决新四军的内部矛盾以及发展方针问题。当他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6月中旬了。由于这些重要的领导人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就使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及时讨论解决，甚至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能按时召开。例如原定1939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周恩来不在延安，后来改期到当年8月才举行。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因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不在延安，或者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也是七大第二次延期的重要原因。

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

1939年虽然七大没有如期召开，但它的筹备工作并没有中断或者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七大的筹备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讨论过召开七大的问题。在1939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七大的筹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会议决定：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前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即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差不多在此前后，召开七大的具体时间也确定了下来。这次政治局会议开过以后不久，周恩来即离开延安，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莫斯科治病，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苏联期间，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了《中国问题备忘录》，其中介绍了七大的准备工作，提到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40年3、4月间召开七大。这个时间应该是周恩来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集体做出的决定。

另有一些材料表明，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确曾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七大。这年2月下旬，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从苏联启程回国，于3月下旬到达延安。他们的归来，使七大的召开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当他们还在归国途中的时候，毛泽东于3月10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恩来已回，七大快开”；他们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又于4月2日致电彭德怀，告以“恩来、弼时25日到延，七大决定快开”。这些电报意在催促朱德、彭德怀早日从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参加七大。此外，毛泽东还分别致电彭德怀和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要求八路军出席七大代表“及时安全到达”延安，“新四军代表尽可能渡江速来中央”。为了参加七大，朱德于5月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

中国共产党曾经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七大，是一个为过去的党史研究所忽视、但实际上值得重视的重要史实。毛泽东写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写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从时间上看，这篇文章的写作与七大曾经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是存在关联的。如前所述，1939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动机之一是为七大的政治报告作理论准备，或者，《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就是准备于1940年春召开的七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

但是，1940年春，七大又一次没有如期召开。其原因，一是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包括：（1）会场的准备。当时连开会的会场都没有准备好。（2）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这项工作当时也没有做。（3）七大各种文件和材料的准备。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做了一些，但远没有完成。正因为这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的任弼时从5月起，受命主持七大的筹备工作。此后，七大的筹备工作有了专人负责和领导。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七大后续的筹备工作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的。

二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险恶。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壮大，加紧实施反共政策。1939年底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他们并不善罢甘休，而是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处境日益困难。这种政治形势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处理急迫的国共关系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存发展问题。事实上，在整个1940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两个：一是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二是领导开辟和发展华中根据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拓展生存发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不久，就在5月10日（或11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一方面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处理新四军存在的人事关系及发展方针、发展方向的问题。而刘少奇在整个1940年，都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直接领导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召开七大从时机上说也不合适。

1941年5月1日：七大第四次延期

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以后，中共中央重新决定了七大的开会日期，这就是1941年5月1日。这个时间应该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确定的。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这里所说的五一开会即是指七大。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12日召开会议，议题之一便是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七大的议程，会议初步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工作报告，准备形成三项相应的决议，并由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为了加强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会议还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会议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共中央的确是决定于1941年5月1日召开七大，并为此在进行紧张的准备。

但1941年5月1日，七大仍然没有如期召开，而是第四次延期了。这一次的延期，直接的原因应该是被安排在七大作报告和演讲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能够及时返回延安。当时刘少奇正在华中地区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在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就国共关系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4月26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要他在与蒋介石谈判时提出要求，派飞机送他回延安参加七大。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因此周恩来无法抽身回延安。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能与会的情况下，七大的延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在这一次延期之后，七大的召开时间不断地往后推延，主要的原因则是在此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发动整风运动。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在一次谈话中，回答七大为什么筹备时间较长这个问题时说：“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他这段话中所说的“后来”，即是指1941年5月1日以后七大的延期。而在此之前的三次延期，按照他的说法，主要原因是战争。他所说的战争，当然既包括对日抗战，也包括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与反磨擦的战争。这与本文前面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整风运动的发动与七大的筹备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前所述，七大的筹备工作之一是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其中包括搜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这项工作原由任弼时负责，中央要求于1940年11月底完成。但搜集六大以来文献的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于是中央后来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六大以来文献的搜集工作，并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中央秘书处每搜集到一份文献，都要交他审核，审核完毕后才送印刷厂排印。

毛泽东审核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工作，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月。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在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下发的不少决定、命令和指示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尔出现的，而是前后一贯的，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历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流毒全党，几乎断送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这条错误路线，当时全党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正确的认识，有些党的高级干部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他认为，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不彻底改变，七大不可能成功召开。怎样改变这种思想状况呢？他觉得有必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六大以来历史的活动，以明辨是非，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进而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于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提议选编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之用。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提议，随后不久确定了六大以来文件选读篇目70篇。12月正式印制了《六大以来》汇集本。它们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文件。从1942年上半年起，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地的党组织中普遍地开展起来。

整风运动原打算1943年4月底结束，但这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在有些地方，由于领导干部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整风运动还没有取得成绩，在部分机关、学校、部队则运动尚未深入，因此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七大的召开时间也跟着不断地往后推延。

1944年2、3月间：七大第五次延期

随着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召开七大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召开七大也重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林彪在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后从重庆回到延安。此时，党的重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已齐聚延安。在周、林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即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通知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来延安参加七大。中央政治局在8月2日开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并决定准备于1944年2、3月间召开七大。从前述《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看，这个时间正好是整风运动临近结束的时间。

1944年2、3月间召开七大，这是中共中央就七大的召开时间第五次做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知彭德怀、聂荣臻等人来延安参加七大时，曾特别要求“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这说明，在1944年2、3月之前，中共中央还预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召开七大的预备会。

但是，在1944年2、3月间，七大又没有如期召开，而是第五次延期了。照理说，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召开七大的其他条件也已基本具备，为什么仍然不能如期召开呢？对此，在现已出版的各种党史文献和党史著作中都找不到正式的解释。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应该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

前已述及，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六大以来的历史，搞清楚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以统一全党思想，为七大召开创造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应该说，通过1942年、1943年两年左右的整风运动，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但是，到了1944年2、3月间，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这就是在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决议草案，以提交七大通过。这项工作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七大的召开日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此后，任弼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以继夜地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以毛泽东为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吸收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理论观点，同时总结了整风运动中党内研究历史问题得到的很多新认识。这即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由于这一决议牵涉到党的历史上很多重大问题的是非，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党的团结，因此为慎重起见，初稿完成后，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又对这一决议在各种范围内（主要是在党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中）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征求意见，并进行了多次修改。其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任弼时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又修改过三次，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在任弼时修改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毛泽东拿到张闻天的修改稿后，又在党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中反复征求意见，进行了六次修改，并将原来的标题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从由任弼时起草初稿到最后由毛泽东定稿，历时将近一年。

在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这次会议之所以史无前例地开了11个月的时间，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些细节上纠缠过多，迟迟不能定稿是有关系的。由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的时间过长，影响了七大的召开，使得聚集延安参加七大的各地代表不能及时回去工作，而当时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的前夜，因而一些高级干部提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要尽早召开七大。在1945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朱德就呼吁：七大要早开，开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历史问题讨论可以先搞个草案，交七大参考，有些争论也容易解决。鉴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已经旷日持久，为了避免在七大上因为讨论历史问题而延长会议的日程，因此六届七中全会在1945年3月31日开会时，决定改变七大原定的议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再提交七大讨论和通过，而改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这样，在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通过，个别的修改委托给七届一中全会，从而为七大的召开完成了最后的准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先后五次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开幕。由于进行了长时间的筹备，特别是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对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进行了研究和总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而使得七大开成了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成为党夺取新胜利的光辉起点。

七大会议旧址

（来源：秦淮政法网 2019-11-23；延安红云平台专家组党效仁推荐，图片为编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