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近10个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转折的岁月。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确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红军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腊子口等艰难险阻，把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西北，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其他根据地基本丧失后而“硕果仅存”，独树一帜，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

1927年春夏之交，历时3年多的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生机勃勃的中国革命运动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这时，中共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被解散，许多革命领导人和仁人志士被杀害；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脱离共产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党，继则一批一批”。工农运动由轰轰烈烈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逐步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前，中共于8月1日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9日、12月11日，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同时，又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迦、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发动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伟大意义。但是，这些起义的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只有少数起义取得了成功，失败的部队陆续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尤其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到1930年夏，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余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主要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处在十分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之中。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高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共屡屡出现“左”倾错误，造成共产党和红军遭受一次次重大损失；一方面由于红军相根据地面对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蒋介石视其为“心腹大患”而不容许存在。继各省军阀的“进剿”、“会剿”之后，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虽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此时，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甘根据地也在创建之中。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调集约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而以5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即秦邦宪），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前几次红军反“围剿”中形成的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拼消耗，从而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经18天血战，红军虽歼灭国民党军2600余人，但也伤亡5000余人，被迫于28日退出广昌。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龙冈、建宁、泰宇、归化、连城、筠门岭等大片地区，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设想报告共产国际。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由博古做主，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9月25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10月6日占领石城。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战略转移。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中央纵队）将士等，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当时，博古、李德等的设想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战略转移中实行“大搬家”的行动，部队携带大量物资，甚至连印钞机、印刷机和X光机等都带着转移。为掩护庞大的机关和行李挑子队伍，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为右、一个军团殿后、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居中的“甬道”式队形，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有时一天只能前进10多公里。这种行动部署，完全束缚了中央红军的手脚，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中央红军从开始突围就处于被动地位。10月25日，红军各部渡过桃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从汝城、城口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15日，又于良田、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发觉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意图，调集湘军、桂军、黔军等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将中央红军歼灭。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担任湘江两岸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了敌军的进攻。至下午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湘江东岸，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的动向后，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集结重兵，构筑碉堡，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但是，博古、李德仍一意孤行，坚持红军向湘西转移的计划。1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主力西进龙胜地区，准备打开西进道路，尔后继续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在龙胜山区艰苦行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国民党军将五路“追剿”军合并为两个兵团，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等地，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张网以待，桂军在红军左、后侧尾随。红军如继续前往湘西，必陷重围，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形势岌岌可危。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遵照中共中央赋予的“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高级干部和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亘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二、中共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败，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高层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极大震撼和忧虑。“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曾经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改变十分不利的战局，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初步改变了局面。

通道会议 在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的包围圈里行进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坚定地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在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的第二天，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的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

然而，会上博古、李德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仍然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见势不再坚持己见，李德也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军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占领贵州黎平。12月16日，中央纵队进至黎平县城，暂时脱离了险境。但是，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就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这个中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转达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意见发言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更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与实施，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从而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遵照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18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下令撤销红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日，军委对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作出部署：将红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编为左纵队，分别由剑河、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电令红二、六军团在常德一带活动，以便调动湘军；电令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军，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20日，中央红军即按照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黄平密谈  黎平会议后，究竟谁来执掌红军帅印、指挥军事行动？这个问题引起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思考。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进军至贵州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园里休息，议论红军岌岌可危的形势。王稼祥提出，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即提出，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王稼祥表示同意，当晚即把想法告知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人，大家都非常拥护“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这就是长征途中的“黄平密谈”，它是中央变更红军军事领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酝酿。

猴场会议  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草塘）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行动方针。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此，“必须尽量利用我们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进行整顿和补充工作”。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区。为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决定，实际上初步结束了李德等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为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也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决策，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陈云曾回忆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周恩来曾指出：“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基于各种条件均已成熟，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准备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三、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击退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强渡乌江成功。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3日，周恩来向有关方面负责人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在会上先后发言。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当时，国民觉军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国民党军设下的包围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此，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在会议的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博古还“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支持。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是以堡垒对堡垒；第二是搞全线突击，分散兵力；第三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第四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红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浃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即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2月8日，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印发。

关于中央组织领导机构问题，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初期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张闻天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遵义会议后，中共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

四、中央红军长征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深入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并将会议精神电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及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同时，中革军委对红军后勤结构进行了调整，撤销和合并了几个部门，抛弃了不易携带的辎重。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驰骋在云贵高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通过彝族区、翻越夹金山，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扭转了战局，从而自觉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出现了长征以来的新局面。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为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急令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各一部，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28日发起土城战斗，给尾追的川军以重创，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这时，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进行追击拦截。毛泽东认为渡江北上已不可能，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到达川滇边的扎西地区。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集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友动进攻，重占遵义的主张。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疾进。川军一部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一部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另一部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占桐梓，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25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以北地区阻滞川军，红一、红三军团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的黔军，相机夺取遵义。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接着，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接着，将增援的国民党军大部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国民党军遭到惨败，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中央红军为进一步调动敌人，遂转兵北进，于3月16日、17日在茅台镇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部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从敌重兵的右翼分路向南疾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其前锋进至贵阳息烽西北地区。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把国民党军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北岸。4月中旬，红军乘虚佯攻贵阳，随后向云南方向挺进。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充分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势，指挥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避实击虚，陷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于徒劳往返、疲于奔命的境地，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条件。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两岸空虚”，“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前进。5月1日，先头部队直趋金沙江畔。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招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中央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和龙云认定红军的目的地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即派飞机对沿金沙江上空疯狂轰炸，又命令控制渡口毁坏、沉匿所有渡江船筏，企图阻止红军渡江，情况十分紧急。

5月2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从龙街渡江，红三军团从洪门渡渡江，红五军团从皎平渡渡江。并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一部在皎平渡架桥，同时侦查渡河点。5月3日，刘伯承率部赶到皎平渡渡口，缴获两只木船，乘坐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消灭国民党军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渡口。随后，他们又找到5条船，动员36名艄公，从5月3日至9日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渡过金沙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完成红军的牵制任务后，于5月9日在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两天后，敌人追兵赶到南岸时，红军已毁船封江，无影无踪。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以部分兵力围攻会理，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渡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月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北上，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5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经冕宁地区北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民区后，于5月24日晚赶到大渡河西岸安顺场。

大渡河宽百余米，水深流急，素有“天险”之称。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当年率大军覆没之地。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把红军歼灭于大渡河畔，严令国民党军各部向安顺场疾进。为抢在国民党“追剿”军赶到之前渡过大渡河，中央红军决定实施强渡，以粉碎敌军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5月25日，由红一团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等17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当地4名船工的协助下，在团主力炮火支援、掩护下，冒着对岸守军的密集枪弹，强渡大渡河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守敌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然而，由于缺少渡船，加上大渡河水深急流，无法架桥，数万红军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中央红军主力由林彪指挥，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尽快抢占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5月29日晨先敌赶到泸定桥。

横跨大渡河的泸定桥是铁索桥，扼川康要道，由13根铁索组成。桥东头与泸定城相连，国民党军在红军到达前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破坏，只剩下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为夺占泸定桥，红军第四团经过紧张准备，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向对岸冲去，终于占领泸定桥，冲进城内。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于全部由泸定桥胜利通过了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计划彻底破产。

翻越夹金山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县城后，于6月3日继续北上，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同日，中革军委在《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中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而“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对中央红军北上懋功，会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作出部署。当晚，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宝兴县灵关场。9日顺利过宝兴县城，升始向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进军。

夹金山，是邛崃山脉南段的高山，位于宝兴县西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山上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面对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衣着单薄、给养困难的红军指战员，着实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虽然当时正值盛夏时节，但一到雪山脚下，大风呼啸，雪花满天，温度骤降。6月12日，红军从夹金山脚下大跷碛地区出发，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战士喝下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汤，冒着严寒，不畏山高，沿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经烧鸡窝、一直箭、五倒拐等地，向山顶进发。战士们爬上顶时已是中午，他们用镐刨开雪路，后续部队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草鞋渐渐地裹满了冰雪，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般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许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有的伤病员经不住风雹雨雪而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指战员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终于翻过夹金山。当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到达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五、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在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1932年7月，国民党军在“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同时，也派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剽”。红四方面军虽经英勇奋战，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及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围剿”，被迫向西转移，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乘四川军阀混战，兵力空虚之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开展扩大根据地斗争，至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红军由刚入川时1.4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川陕会剿”。这时，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边地区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先后于1935年1月下旬、2月上旬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并占领了陕南的宁强、勉县两个县城和重镇阳平关，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虏4000余人。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又发动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名，攻占川北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北川等县城。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后方部队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奉党中央之命全部撤出苏区，向嘉陵江西岸转移。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命令川军刘湘调集13个旅以上的兵力发动围攻，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江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红四方面军总部率所部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人，和随行的地方党政机关等共10方人，开始了长征。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

在中央红军占领泸定桥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懋功疾进，接应中央红军。6月10日，攻占懋功，并前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全军官兵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筹集粮食、盐巴、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号召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动员部队向中央红军集中送去了500件衣服、1400双草鞋、100多条毛毯等一批慰问品。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会师。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率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镇，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晚，红一、四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庆祝会师大会。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共10万人，加上机关和后勤等共约13万余人。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商谈会师后的行动问题。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艰难行军来到两河口镇。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指战员，冒雨在镇外会场上欢迎张国焘。朱德致欢迎词说：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这里有着广大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川西北地区后，看到这里的敌情、地形、气候、给养等，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不服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上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再创造川陕甘苏区，“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朱德、张国焘任职的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大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军和军委纵队等部向俄界进发。出发前，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亲爱同志们：自从我们翻过雪山，通过草地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指明南下方针的危害，对张国焘南下方针断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号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指挥若定，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