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我带着海伦·斯诺写给胡佛研究所的介绍信，在回国途中，在旧金山待了10天，计划去胡佛研究所参阅“尼姆·威尔斯文献档案”。应老朋友约翰·鲍威尔的邀请，我就住他们位于Church Street的家里。

约翰•W·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生于上海，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J.B.鲍威尔的儿子。1943年至1945年，曾在重庆、桂林、昆明为美国新闻署工作。1945年至1953年在上海继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1953年离华返回美国。由于《评论报》发表过支持新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反对细菌战的文章，他于1954年至1961年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如果官方起诉得逞，就要判处他130年监禁，罚款13万美元。他多年来不能写作，以推销商品、改造修缮旧房为生。近10年来，他又重返文坛，主要写有关中国和日本问题的学术文章。1972年，他应邀重访中国，在延安访问了三天，我接待了他。1987年3月，应邀来华出席在上海举办的“三S在上海国际研讨会”，我们又一起交谈，回顾在延安、在旧金山的日子。

小约翰是个“中国通”，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了。斯坦福大学在Palos Alto小镇，距旧金山还有40分钟的车路。他知道我无力每天往返，就联系了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的女儿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就住在Church Street。他就请人家每天早晨来他家接我，下午再把我捎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先后5天搭乘那位研究生的顺车，去查阅海伦·斯诺的档案资料。

晚上无事，我就请小约翰讲《密勒氏评论报》的故事，听他讲他父亲的图书室，讲那个图书室在战争、战后搬迁过程中曲折而又复杂的经历。

图书室的第一本书

他的父亲本杰明•鲍威尔（J﹒B﹒Powell）1917年离开密苏里，前往中国。临行前，他的姑奶奶埃利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全书》当作护身符，认定在这样一次特殊的旅行中，也许能起到保护他的作用。他刚辞了汉尼堡《信使邮报》的工作，来到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可是，现在又要折腾了——这一次，他要去“天尽头”。

他终于来到中国，做了遐迩闻名的政论性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和出版者。《新约全书》也到了中国，成为编辑部图书室的第一本藏书。在珍珠港事件时，这个图书室简直成了一个图书馆，藏书增加到几千册。

在远东，这是报刊社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有许多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图书，还有门类齐全的词典、百科全书、地图册、年鉴、年刊以及其他参考书。《评论报》的办公室，成了外国记者和作家的会聚之处，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是个“查找东西”的好地方。

这个图书室，也供在上海的美国社区其他人使用。教会成员、外交官以及美国人资助的当地大学里的教员也常来这儿浏览、借阅书籍。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鲍威尔找不到书的时候），老约翰就嚷嚷一下子，办公室经理陈邦就会拉出一个旧烟盒，里面装着借书人留下的小纸条。接着，他就忙着打电话，催他们还书。图书常常不翼而飞，但也有不期而至的——图书室有许多书，是鲍威尔或编辑部其他职员借来的。除了常用的参考书以及“临时”堆在写字台上、桌子上、椅子上的书籍外，图书室里的藏书，都装在前面嵌镶着玻璃的一层一层的书橱里，靠着四周的墙壁放着。书橱上面还是书籍，垒了一层又一层，摇摇晃晃地垒到了天花板。

在日本人手里的遭遇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日本的军队开进了上海。《评论报》办公室被查封，鲍威尔被监禁，因为他在社论中“侮辱”了日本天皇。后来，他在交换囚犯时被释放，但因战时情报局人员的虐待，使他双腿致残，缩短了他的寿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几天，他的儿子小约翰•鲍威尔（John W.Powell）搭乘一架载着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的飞机飞抵上海。翌日早晨，约翰去了《评论报》办公室，发现室内被洗劫一空。

日本天皇的投降书广播后，占据办公室的日本人把房间里的东西变卖得一干二净。他们打听过家俱的去向，可是找不着图书的下落。据房管人员说，战争刚一开始，那些图书就被劫走了。

第二天，陈邦和业务经理周先生来了，言说部分图书已经找到。他们二位从战乱中活了过来，但变化甚大，已不是以前的他们了。当日本人劫走图书时，电梯员把《评论报》的许多合订本，悄悄地窝藏起来。他在楼下有一间以宿代办的小‘鸽笼’，一部分合订本就放在他的床下；其余的都藏在电梯升降机的底部。就这样，已藏了将近4年时间了。

他只懂几个英文单词，可是他认出了那些合订本。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日本兵的鼻子底下，把那些合订本一卷卷地偷出来。当这些材料被装上电梯，重新送回楼上时，他像小约翰一样欣喜、愉快。

这些材料，除了有点儿油污外，基本上完好无损，不过已不齐全了。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约翰便放弃寻找其他图书的希望。那些书籍，也许已被撕碎，也许在一家工厂里被用去烧了锅炉。

小约翰开始奔跑各个古旧书店，从美国订购，以补充参考书籍。如果读者送来过期的《评论报》，就给他们免费订阅新刊。出乎小约翰预料的是，每次送来的邮件中，都有寄回的旧刊。于是，他不得不有所选择，指定他所需要的期数。

小约翰说，“中国有过它自己的焚书者，秦始皇焚毁了中国的经典名著，监禁残害了数以百计的文人学士。然而，幸运的是，中国人不仅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书籍爱好者。秦王朝垮台之后，被个人冒险藏护下来的许多书籍，又一本本地见了天日。其他的著述，由那些幸存的学者们通过回忆，重写重印了出来。”

《评论报》订户保存过期刊物，也要冒相当的风险。日本人对英文书刊的收藏者毫不客气，对保存《评论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评论报》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持久斗争。

又过了好几周，陈邦兴奋地跑了进来：“贾丁公司来电话，我们的图书在他们那儿！”小约翰拿起送话器，听见一口很浓的英国腔调：“哈罗，请过来一下，把你们的图书搬走，我们将非常感谢。这些书籍太碍事了！”

贾丁•马西森是英国一家老牌公司，做茶叶、丝绸、鸦片贸易，已有半个多世纪。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返回后，向公司图书室的门里一看，见书架上满满的感到很高兴。然而，他们后来却发现，绝大部分是《评论报》的图书，他们的藏书严重失散。

他们把图书室的绝大部分藏书找了回来，其中包括一套《评论报》的完整资料。有几套书上，留下了小洞儿，他们所记得的一些特有的书籍，显然是丢失了。究竟丢失了多少，他们没法搞清楚，因为办公室档案资料，统统被毁掉了。

贾丁公司的大楼，是被日本海军的一个情报单位占用的，他们为什么想要《评论报》的图书，那就难以理解了。到了这时，日本军方人员都进了禁闭营，他们找不到那些负责的人。也许，那位指挥官是个操英文的读书迷；也许是官僚主义帮了忙，张冠李戴地把图书保存了下来。接着几年里，他们重建图书室，增添新书，寻找重要的、比较古旧的书目，直到它又成为一个相当像样的图书室为止。

中国海关的审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外国实业界希望留下继续工作。可是，来自台湾方面国民党的封锁、朝鲜战争以及冷战的加剧，使这一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

到了小约翰离开的时候，《评论报》收不付支，他们几乎是手无分文。小约翰挑选出大约1500本图书，把其余的移交给一位搞新闻工作的中国朋友，送往一所大学。

在他们离开中国的前夕，小约翰发现上海海关的官员们，打开了他们托运行李中的板条书箱，一本本地检查了他们的书籍。大约有200本，没有通过检查，被抽了出来。约翰提出抗议，自然是徒劳无益，他们只好把那些嫌疑书籍留了下来。

在美国人手里的命运

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美国仍处在麦卡锡主义的控制之下。小约翰那些收缩后的藏书，以不能进入美国为由被美国海关扣留了。当他努力要求放行时，给他解释的扣书理由，在次后的几周里、几月里、几年里，都不一样。

海关起初回答，根据规定，禁止“共产党中国”的任何东西进入美国。小约翰争论说绝大部分书籍是美国出版的，并质问海关一名官员，他怎能禁止《新约全书》？这本书，虽然在将近40年后没怎么翻动过，但他对这本书却相当动情。海关检查员回答说，他们照章办事，没有任何例外。“如果一本《新约全书》到过共产党中国，就不能再带进美国了？”小约翰争辩说；如果置哲学思想而不顾，单从物质的本身来看，这本书是地道的美国货——是美国印刷的，是他姑奶奶用货真价实的、1917年的美元购买的，而他姑奶奶又是非共产党的、美国的共和党人。这本书是一系列事件的牺牲品，它自身无能为力，只是想回家而已。那个检查员既没被他逗乐，也没被感动。

小约翰找到了辩护律师，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帮助。这么一来，海关改变了腔调。在一次讨论中，海关署长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书籍的性质。他建议，把那些“政治性”书籍，从“非政治性”书籍中分拣出来，海关就给后一类书籍放行。

小约翰和律师答道，从原则上讲，任何图书都不应查禁，任何图书都应拒绝审查。他的辩护律师中有一位补充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要分拣“好书”、“坏书”，实在困难。他问海关署长，他自己对托马斯•哈迪写的《无名氏犹大书》有何高见，因为这是被扣的书目之一。那位署长思考了片刻，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一名助手。那位助手也思考了片刻，然后答道：“这个，这个，书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段落。”后来，有人建议小约翰去华盛顿，申请进口物品许可证。他的辩护律师们去办了，结果申请被驳回，因为“与美国当前的利益无关”。

部分问题是鲍威尔父子自己造成的。他们批评过美国庇护的一个政权——蒋介石政府。小约翰还批评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这些观点，后来给他造成了许多麻烦，然而，这都不能成为扣留图书的理由。书就是书，书主的信念，与这些书毫不相干。

殊途同归

谈判持续了将近8年，直到海关放弃为止。然而，海关办事处最后又来了一招：坚持要小约翰支付保管费，作为放行的最后条件。

与此同时，小约翰一直给中国海关当局写信，交涉他们抽出的那些书籍。最后，他们同意放行。约翰申请了进口物品许可证，出乎意料地竟获恩准。在好几年里，他书架上仅有的200本书，苦等着被扣留在旧金山海关仓库里的那些难兄难弟们。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小约翰认为，有许多值得他汲取的教训。承担边防商务管制的官员，容易想到伦理道德和政治监护的作用，因此，对图书便焦虑不安起来。至少从小约翰自己的经历中，这种作法似乎也表明他们读书甚少，不学无术，同时又缺乏眼力，不辨真伪。

中国审查机关放行的书籍中，有一本是美国出版的，作者是一名美国军官，书名叫《红色中国战斗的群体》。显而易见，上海的审查机关没理解“红色”和“群体”的涵义。在旧金山，这个书名又被用来作为攻击小约翰的证据，说他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带进美国。

只有人类的少数，才能在悲剧中观看喜剧——在这里，书籍的命运，是由那些手中有权、不学无术的糊涂虫摆布的。

中国海关也许要借口他们是同外文打交道，然而，这首先不能成为审查图书的理由。旧金山的审查机关能拿出什么托词，就无法想象了。

他们离开上海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动荡，终于导致焚书的事又发生了。小约翰后悔当初没把他的图书多带回几本，担心大部分一定会被毁掉。

小约翰告诉我，中美两国现在又开始对话。去年，中国的一位中年记者，由美国政府招待，访问路过旧金山。他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首件事就是对《密勒氏评论报》进行专题研究。于是，他去拜访了小约翰。他们一起谈过去，谈现在，也议论了未来。那位中国朋友便开始视察约翰的书架了。他们俩“谈书”入迷，大概更多的是议论作者，而不是他们的作品。那位中国记者瞥见了一本难以寻觅的旧书，便抬头微笑了：“嗨，您留下的那个《评论报》图书室在我们研究所里。当我写作有关过去的事情时，那可是一个查找材料的好地方。”

1986年12月于西安

2021年11月5日修订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