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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半生笔墨书“华”章

（1946年）8月，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十分坚定地说，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11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著名进步记者、作家和诗人。从1925年起，斯特朗先后6次到中国采访并最终定居中国，花费半生笔墨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故事播向世界，打开了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户。

将中国工农武装革命运动介绍给全世界。1925年，40岁的斯特朗首次来到中国，见证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全国范围内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在宋庆龄的建议和帮助下，斯特朗顺利抵达广州，对省港大罢工进行现场报道。她还采访了时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将发生在广州的中国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报道给全世界。

颇有戏剧性的是，当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访问中国时，也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这次在华期间，斯特朗报道了中国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国内战争，蒋介石、汪精卫对国共合作的肆意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革命失败。此外，她还深入湖南农村，对那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进行报道。

斯特朗将前两次来华采访见闻写进《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书，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有勇气把中国从中世纪推进现代世界的，将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资产阶级，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

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战争。1937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刚促成不久，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关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在此之前，美国另一位知名记者斯诺对红军长征以及西安事变的报道，深深吸引和影响了斯特朗。她决意将这次采访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晋西北的八路军总部，她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这样一支新型中国军队有了近距离观察，并积极向世界进行报道。在第三次访问中国的基础上，斯特朗完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大力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战争，并作出“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预言。

向国际社会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幕后英雄。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到中国访问，再次见证了蒋介石蓄意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最早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在美国报道，但是为了封锁皖南事变的真相，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反而污蔑斯诺造谣，取消了他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在此之前，斯特朗1940年曾在重庆对周恩来进行采访。周恩来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一些材料交给斯特朗，并希望她适时发布。1941年2月，中国共产党写信告知斯特朗尽快公开上述消息。经过一番周折，斯特朗将这些冒险带回的珍贵材料，交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并以后者名义发表。斯特朗在美国促成和发表的相关报道，与斯诺早先的报道相互印证，合力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斗争。1941年3月，在国内外舆论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取消反共计划，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得以退去。

对外系统报道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访问。她跟随驻扎在共产党辖区的一个美军观察组，获得从北平到延安以及其他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经常性“观察”飞行的机会，走访足迹几乎遍及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东北解放区等共产党全部控制区域。

在延安，她先后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领导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毛泽东同斯特朗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她将其发表在纽约《美亚》杂志上，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便闻名于世。她还在纽约《美亚》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思想》一文，首次系统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全世界。

此外，斯特朗将第五次访问中国的见闻编写成《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记载了1946至1947年间她在解放区所见各方面卓有成效的政策，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有了深入了解。

架起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桥梁。在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多年的采访中，斯特朗深受感动，曾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1958年，73岁高龄的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第六次来到中国访问，并定居北京，实现多年夙愿。

定居中国以后，她不顾年老体弱迅速投入到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中，先后深入中国农村乃至西藏实地采访，完成《中国为粮食而战》等新闻作品，用余生坚持不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播向世界各地。

晚年斯特朗在中国主要从事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中国通讯》。1962年，为了弥补在美国发表文章渠道的不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她每月撰写一篇关于中国的综合通讯，寄给国外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中国通讯》第一期只印了60份，之后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报刊纷纷转载，一度以6种文字发行超过4万份。直到斯特朗逝世，《中国通讯》累计刊印69期，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六次访问遍中国，半生笔墨书‘华’章”，这是斯特朗40多年不遗余力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国际宣介的生动写照。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