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毛泽东时刻注意勤俭节约

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后，菊香书屋毕竟是一座老式建筑，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的瓦房飞檐，使得东厢房里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为此一到秋末以及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要借用灯光照明。毛泽东的办公室很宽敞，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虽不算很新但很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的4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一生追求勤俭，他的居所不讲奢华，只要求房间高大。他人住菊香书屋前，房子简单修缮了一下，此后十几年间大致上没有动过。供暖设施对于北方的住房来说极其重要，而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以前是烧地炉子取暖的，因年久失修、火道不通，卫士们提出要装锅炉和暖气片。当时大家考虑，锅炉房设在哪里呢？太远了工程大，太近了又怕不安全。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定了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一个小锅炉房很快盖起来了，为了安全起见，特别选责任心强的卫士负责烧锅炉。

毛泽东的卧室在北房、办公室在东房，从卧室到办公室去，必须经过院中心。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但刮风下雨尤其是冰冻路滑时，就显得不太方便，如果有走廊相通便可遮风挡雨。卫士们又提出搞一个走廊，这很实用，毛泽东却不同意，认为花大钱搞个走廊，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相符。这时，毛泽东还铭记着临进北平时讲的那句话：我们进北京，可不要学李自成。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也始终注意这一点。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的门柱油漆，还是中共中央进驻前临时凑和着刷了一点，没过多久便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边的麻皮都露了出来。看到工人们搭脚手架准备重新刷油漆，毛泽东马上制止说：“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曾把中南海的花园改成菜园

虽然毛泽东反对住所奢侈，对环境却别有一番情趣和审美。他宁愿将庭院种上青菜变成菜园，也不要花园，并且曾将庭院周围的花盆撤去而种上蔬菜。毛泽东住进菊香书屋后，就将那些色彩斑斓的盆花拆去，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也许，这也是他心中留存的一种农民情结吧？

毛泽东喜欢自然环境，他住香山时发现有的警卫人员开枪打麻雀，便责备他们伤害生命（当时还没有1958年那种“除四害”之举）。有一次，工作人员要打扫院中的杂草，毛泽东见了匆忙制止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辜生命。”他喜欢自然的绿色，显出诗人的情怀。另外，毛泽东喜欢雪。冬天下雪时，毛泽东看到门外的雪景，便会马上制止卫兵扫雪。看着自己门前那些自然的雪景，他有一种特殊的兴奋。

由于毛泽东恋旧，他对社会虽然一直想不断改革，但对自己的生活用物却总舍不得丢弃，因此菊香书屋的摆设也是多少年不变。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丰泽园对外开放时，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卫士看过，认为和毛泽东进城的时候并无多大变化。

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上有绿色的衬绒，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靠办公桌的中间地带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像小学生用得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10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毛泽东平时写文电稿愿意用毛笔，批阅文件则愿意用铅笔。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手有些发抖，用毛笔困难，多是使用铅笔。

在办公桌与南墙面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泽东坐着办公用的。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紧挨着它的长轴，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顺放着一个玻璃面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这主要是用于招待来客。周恩来等领导人来了，毛泽东一般只是打个招呼说“坐”，他们通常就坐在这排沙发上谈事情。

不要席梦思而只要木板床

毛泽东的起居室，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很大的木质睡床，床横摆在寝室的中间部位。他对床铺是很讲究的，并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因为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半，不过却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于是，他首先要求床板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在井冈山斗争时他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是“上门板”，现在的许多人可能都不理解，当时红军走到哪里，一般都是卸下老百姓的门板当床，毛泽东也是睡惯了这种临时性床铺。

全国解放后，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到各地视察，毛泽东一直睡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两次到苏联访问，他都感到柔软的床铺不舒服。1957年那一次还专门把硬板床运到莫斯科。每逢夏日天热，毛泽东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时，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皱，且年年如此。一个大国的领袖如此睡觉，如今讲起来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床的面积足够大。当年在陕北时，炕足够大，而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进入中南海之后，毛泽东的木床有5尺宽，相当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2/3的面积，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1/3。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3寸。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说，这个办法是防止主席翻身时，掉到床下。毛泽东有躺着看书的习惯，卫士们说，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对于被褥，毛泽东也是有讲究的，鸭绒驼绒的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荠麦皮枕头，还有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毛泽东进入中南海时用的就是这些东西，直至逝世时仍然用着这些东西。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宋庆龄知道毛泽东的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有着特殊的尊敬，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却感到享受不了，便让人收到仓库里。此后，他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并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把讲究吃喝当成低级趣味

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后的衣着饮食，一向十分简单。从1953年底至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

一次，列车员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牙刷已经磨得快要秃毛了，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领袖的用品。然而，不到牙刷彻底变成“不毛之地”，毛泽东就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了，我用不动。”

在饮食习惯上，更反映了毛泽东的“土”。他几十年离不开茶水，睡觉醒来后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小时才起床。如无大事，天天如此。不过，毛泽东喝茶与他人不同，要用手指头伸入杯子，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而且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他对残茶必定要抠到嘴里吃掉，这无疑是幼年时农村比较艰苦的生活养成的习惯。尽管毛泽东的父亲在韶山当地还算比较有钱的富裕农民，毕竟生活还是不能与城里比，也不能同当地豪绅比。

毛泽东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便不讲究吃喝，最高的要求不过是一碗红烧肉，解放后仍然保持了这一习惯。毛泽东还一再强调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跟随他时间较长的人都知道，在毛泽东面前不能讲吃喝或表露出对美味的欣赏，因为毛泽东会认为这是低级趣味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平时，毛泽东喜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进入中南海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还必须掺上小米或黑豆或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毛泽东平时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

以感觉饥饿为标准吃饭

但是，毛泽东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很多，他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只吃一餐的时候，若是连续工作几昼夜，还可能吃五六顿饭。他不愿意总是正经坐到饭桌旁用餐，而是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毫无规则的用餐方式。毛泽东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或是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甚至只是一盘马齿苋都可以算作一顿饭。

为了适应毛泽东的这种生活方式，卫士值班室便只好放个电炉子，并备了个大搪瓷缸子。毛泽东突然饿了或是要吃的，便由卫士们在电炉上用搪瓷缸子为他煮一缸麦片粥或煮一缸子挂面，再拌着生活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

1957年春，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有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还喝过两缸麦片粥。由于卫士们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还会导致他发脾气，值班卫士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后，小声劝道：“主席，您已经10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当时毛泽东拼命伸着懒腰，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封耀松，倦容已无法掩饰。这时，他才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就行。”当时封耀松还想劝说搞点别的，但是毛泽东已经将手一挥，便低头抓起笔。封耀松不敢言声了，这个时候不照着办是不行的，只好拿了几个竽头来为毛泽东充饥。

在解放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对一切山珍海味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接待外宾他也作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多吃点好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的固执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所说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

据徐涛回忆，毛泽东有3句话给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毛泽东用竹筷子敲敲碗里的米饭，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另一次，他皱着眉头朝喋喋不休地徐涛挥手：“你不要说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还有一次，毛泽东用讥嘲的眼光斜看徐涛：“就你懂得饮食科学？你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资本家活得长。”接着把脸转过来，话仍是说给徐涛听：“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不听要吃亏，全听呢，我也要完蛋！”

毛泽东不可外扬的“家丑”

毛泽东的衣着更是简单。在延安时，他只有一身当地织的粗呢子服，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作报告，只是到重庆谈判时才做了两身好一点的衣服。进京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结果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加补丁。

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却仍然不变，穿在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加补丁。毛泽东接待外宾时，卫土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脚，一伸腿就‘露馅’了”。这是由于毛泽东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出一伸腿，裤脚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卫士们将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家丑不可外扬。”

当然，对个别的外宾也可以“外扬”破了的内衣，那就是胡志明。在来华访问的外宾中，这位在1920年代初便与周恩来结交，并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共患过难的越南领袖，也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他到毛泽东屋里，是唯一可以脱光了膀子摇扇子的人。何况胡志明以朴素闻名于世，在1950年冬进入中国边境请求援助时还赤着脚，他与毛泽东都露出破旧的内衣，更可显出心心相印。

1950年代，王近仁因擅长做湘菜，被调到中南海给一个“湖南老乡”做饭，见面时才知道是毛泽东。一交代食谱，发现“八宝饭”是毛泽东最爱吃的主食。王近仁刚进中南海不久，便想按过去正常的做法下厨，可是走进厨房一看，什锦果脯、红枣、花生米、莲子、糯米、白糖和猪油这些最基本的原料却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下他为难了，不得已向卫士长李银桥汇报缺少原料。李银桥回答说：“王师傅，毛主席要吃的八宝饭，可不是你要做的那种八宝饭，只要把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豆、黄豆、蚕豆放在一起煮熟就行了。当年在长征路上常吃这种饭，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出了感情。”

世人普遍知道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可是据王近仁回忆，其实只是高兴了才吃、通知了以后才能做；如果没通知，即使做了他也不会吃。当时一般居民肉类供应紧张，毛泽东家里也自我严格要求，并不是天天有肉，更何况红烧肉？毛泽东大致有个规律，每当他作出一个重大决策、成功地开完一次大会，就会提出要吃红烧肉……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