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延安时期的红色家风

延安时期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风气。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卓越的革命者和政治家，也是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华民族优秀家风家训中汲取养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以身作则，教育子女，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爱党爱国、革命为先的信念观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把传统的忠孝仁义信勇等好的方面发扬到空前的地步。因为革命事业，毛泽东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等六人相继牺牲，可谓满门英烈。朱德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则将他们的生活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邓颖超在回忆她和周恩来的感情交往时说道：“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这些党的领袖们对温暖的家庭生活无比向往，但为了民族、为了革命，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们不仅自己为国为民尽职尽责，而且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生活都融入了整个革命斗争之中。

　　勤勉好学、心系人民的奋斗观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历经战火的淬炼成熟起来的，他们深知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在平时的教育引导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要求家庭成员必须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报效国家。

　　1941年1月，毛泽东致信已经在苏联留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嘱咐兄弟二人“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即让他跟着劳动模范吴满有学种地，到“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学习。对另一个还在苏联的儿子毛岸青，则要求他“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1939年，刘少奇反复叮嘱即将远赴苏联留学的女儿刘爱琴：“你到苏联学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学到更多的本领，同时要把身体搞好，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勤勉学习、努力奋斗，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共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是他们对后辈的殷切期望。正是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中，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勤勉、奋斗之风得以发扬光大。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以身作则，在延安的生活十分清贫简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秉承了父母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身着战士的衣服，脚蹬草鞋，平时睡觉就盖一条补得几乎失去原本样子的毛毯，也从不舍得丢弃。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更是身先士卒，不仅个人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与本色，而且还非常严格地要求子女们建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以及群众观点”。

　　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事业观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逐渐改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渐渐出现在国统区的报纸上，这给与之失去联系多年的家人们带来了希望。那时的革命先辈们在面对家乡亲人提出的要求时，展现出共产党人坚持公平正义、坚决不谋私利的崇高风尚。

　　1937年11月，与毛泽东关系亲密的表兄文运昌写信给毛泽东诉说家中困难，并提出希望到延安谋职，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表兄这一请求：“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朱德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也说道：“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被毛泽东评价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在长子离世后开导夫人说，要以国家民族的事业为重，以天下的儿女为儿女。种种事例不胜枚举，生动反映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严管家人、不搞特殊的亲情观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在延安时期不仅自己始终如一，清正廉洁，不搞特殊，还严格教育、引导并要求家人同普通群众一样，不能搞特殊。

　　1946年1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了延安，爷俩儿在一起总共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求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在后面的生活中，毛岸英“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也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常告诫和提醒自己的儿女们不许有特权思想。徐特立则将“不要搞特殊，要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奉为个人的人生基本准则和教导子女的家训。

　　党的领袖们就是从衣食住行这些细节上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让不搞特殊化的思想扎根于下一代的内心深处，让他们自觉从一言一行做起，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摘编自《邓小平研究》2021年第6期）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