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共和国元帅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彼时正在军中、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领导协调抗日大局

　　1937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主任，负责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七七事变翌日，朱德等人即联名致电北平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指出：“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他抓紧部署红军出师抗日准备，写下《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进行号召动员。8月，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并提出多项具体建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朱德任总指挥，率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彭德怀身兼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等职务。7月5日，他还在西安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红军改编问题，8日晚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通过广播知悉事变，连夜部署红军调查渡河点，预备随时出动抗日。他要求战士们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练武项目，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痛击日寇。八路军成立后，他担任副总指挥，不断带来华北战场上振奋人心的捷报。11月，彭德怀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和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西安事变之后就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协商抗日救国的办法，并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整理后报告中央。他协调建议中央就时局发表主张见解，组织安排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积极推动全国抗战战略方针，还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在多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及红军代表处、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八路军成立后，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同时领导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等工作，在国共合作抗战中不断发挥着协商沟通的重要作用。

　　改编部队投身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贺龙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正在积极准备改编部队。他拥护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对开赴抗日前线充满热情。“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但他也保持着对蒋介石的警惕性，指出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八路军成立后，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率部奔赴山西前线。依托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力量，第一二〇师有力抗击日寇，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黄土高原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热血沸腾，意绪难平。在前方战局瞬息万变的日子里，他心急如焚等待着国共两党谈判结果，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云阳一带积极组织部队练兵，随时准备开拔抗日。8月22日，红一军团作为红军先遣队向山西进发，聂荣臻完成出师部署后马不停蹄赶往洛川，在洛川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应当关注军队出动与战略、游击支队、外交、财政等方面问题，这些考量也成为他日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基础。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共同指挥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平型关大捷之后，他受命留守五台山地区，领导诞生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前后，为确保战士们接受部队身份的重大转变，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来统一认识。罗荣桓组织编发了讲话提纲，派干部下部队搜集思想反映，亲自深入红四师第十团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内他几乎跑遍每个连队，和官兵像唠家常一样，深入浅出分析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不断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革命的目的，反复说明大敌当前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全力做好抗日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转换任务抗日为要

　　刘伯承当时担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务，并担任了援西军司令员，主要任务是援助西路军。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正在处理西路军的问题，收容援西军失散人员。7月22日，刘伯承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持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出征，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从西路军返回延安的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参与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以及洛川会议等，迅速投身到民族大业中去。他出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与师长刘伯承一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一系列对日作战。

　　七七事变时，陈毅还在南方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国民党停止“清剿”后，陈毅从别人送来的书刊中找到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这是他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来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形势出发，他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战略眼光和家国情怀。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要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不宜全部集中抗日，陈毅坚决反对，他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改编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队长，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