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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奎：中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

鲍文奎（1916.5.8—1995.9.15），浙江宁波人，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195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返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952年更名为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在世界上首次将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应用于生产，育成的“小黑麦2号”“小黑麦3号”以及中矮秆的八倍体小黑麦品种“劲松5号”和“黔中1号”在贵州高寒山区和丘陵地区推广。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鲍文奎是中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他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我国植物多倍体遗传和育种研究，数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同源四倍体水稻和异源八倍体小黑麦相关工作，采用染色体加倍技术培育新作物、改良现有作物的特征，在世界上首次将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应用于生产，为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工作解决了结实率、饱满度等多个世界难题。

回国途中船上被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六月，阳光灿烂。特别是对于即将取得博士学位的学子们来说，火红的骄阳如同黄金一般洒在他们的身上。在学子们的翘首以盼中，毕业典礼的庄严时刻终于到来。这一天比高照的艳阳更让他们亢奋；这一天，象征着荣誉与希望。鲍文奎也是毕业生中的一员，然而此刻的他却远离了沸腾的典礼现场，置身于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分会的芝加哥年会会场。这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动员留美学子回国参加建设。回国，对于留学生来说是个重大抉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生的未来走向。鲍文奎毕业于世界知名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的是生物学热门专业——化学遗传学。在美期间，他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多达15篇，可谓前途一片光明。但对于鲍文奎来说，他心中早对人生路线有了打算。在中学时期，他就对生物学颇感兴趣，常与同学讨论达尔文进化论的问题。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他到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从事小麦育种、栽培和细胞遗传研究。赴美深造期间，他的研究兴趣也一直是在植物育种的应用方面，打算以遗传学作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的利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鲍文奎看到了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希冀。古老而年轻的祖国，比异乡的阳光更让爱国者感到由内而外的温暖，像充满魔力的磁石让太平洋彼岸的游子魂牵梦萦。

1950年8月28日，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止离境”法令尚未发出，百余名中国学人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在旧金山启航。这是“威尔逊总统号”的第17次航行，也是20世纪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大潮中同船回国人数最多、国际影响最大、后来走出来院士最多的一次航班，鲍文奎正是这趟传奇航班中的一员。8月30日至31日，该邮轮经停洛杉矶时，发生了钱学森行李被扣、赵忠尧行李被查事件。虽然轮船最终得以启航，但这趟航行已注定不会平静。9月12日，船抵日本横滨时，船上突然播放广播，以调整房间为由催促四名旅客带上随身行李搬到指定房间。被点名的这四名旅客，正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和鲍文奎。赵忠尧等三人随后均被美方情报人员无理扣押，只有鲍文奎因没离开自己房间而逃过此劫。9月17日，邮轮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广播不出所料再次响起，上一回“漏网”的鲍文奎被单独呼叫。这一次，美国情报官员和菲律宾警察仔细盘查鲍文奎的行李近四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美国特工想强行扣下鲍文奎，但由于当时的菲律宾不受美国驻军管制，美方缺乏在菲律宾抓人的正式手续，无奈之下只得放人。9月19日，这艘远洋客轮划开万顷波涛，终于载着归国心切的学人们抵达祖国。鲍文奎辞谢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热情邀约，回到了他3年前离开的地方——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为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做些事

科技现代化，不会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喊”而就，需要人们从现有的条件出发，知难而进、坚持不懈。鲍文奎的科研工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世界上栽培的普通小麦品种大多是六倍体。六倍体是从二倍体到四倍体天然加倍而来，每次进化都让小麦的品质和产量大大提高。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一度出现了培育八倍体小黑麦的热潮，但终因结实率不高和种子饱满度不够而冷了下来。当人们纷纷转回六倍体小黑麦的培育时，鲍文奎却决定把八倍体小黑麦的培育工作坚持下去。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他判定培育八倍体小黑麦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从实践中来看这项工作也是刚刚起步，就这样放弃是不可取的。“祖国是一个人的根，中国的老百姓太不容易了，我们要为他们能吃饱肚子做些事。”怀着这样的信念，鲍文奎下决心要摸索一条新路。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需要终生奋斗。“我们这一代干不成，下一代接着干下去，一定会成功的。”说干就干，从1951年初开始，鲍文奎带领他的团队用稻麦为材料，以小黑麦为重点，全面铺开了多倍体育种工作。从实验室到地头，再从地头到实验室，工作量是巨大的。鲍文奎和他的队员，就像蜜蜂一样紧张劳作，科学家精神在夜以继日的忙碌工作中熠熠发光。

除了工作本身的难度之外，教条主义问题给鲍文奎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术界在生物学方面独尊李森科学派，对鲍文奎师承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批评甚嚣尘上。与李森科学派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不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更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鲍文奎的研究课题被强行中止了，但他坚持真理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凭着鲍文奎的学术积累，他本可以马上选些别的小题目发表，或是屈服压力找个“热点”出成绩。但是对于他来说，科研题目的选择不是取决于个人名利得失，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鲍文奎深爱着祖国和人民，他的爱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要用毕生所学为老百姓培育出有实际价值的新作物。1955年，鲍文奎奋笔疾书，向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反映了多倍体育种的情况。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正式认可了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合法地位。鲍文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确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祖国的科学事业一定会迅速繁荣起来”，并表示“决心努力争取做一个先进的科学工作者”。

把种子播撒到长征路上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粮食史。“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方向，如专家们所言，“传承了孟德尔的科学，应用了现代遗传学”。在袁隆平坚定研究方向、克服研究难题的过程中，鲍文奎的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隆平最初也是按照李森科的理论做研究，几年都没有结果。从1958年开始，他试图按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进行育种。1961年到1962年，袁隆平通过跟踪观察天然杂交稻株及其第二代的“分离现象”，验证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正确性。兴奋之余，袁隆平迫切需要进一步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依据，但向谁求教呢？他想到了备受自己恩师管相桓推崇的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此时鲍文奎已被调到北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和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兼职教授。袁隆平利用暑假自费进京，以学生之名见到了在农业科学领域大名鼎鼎的鲍文奎。当袁隆平提起对于李森科学派的疑惑时，鲍文奎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李森科学派错误的学术观点，解开了袁隆平思想上的种种疑虑。了解到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挨饿问题后，他鼓励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他还勉励袁隆平大胆探索，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为了更好地帮助袁隆平，鲍文奎指导他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阅读相关外文资料，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直到电视剧《功勋》的热播，才被更多人所了解。

20世纪70年代，鲍文奎团队的小黑麦种子作为高产稳产的作物良种，播撒到了红军当年走过的长征路上。小黑麦的到来使这些高寒贫瘠地区朝着粮食自给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1977年，“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考察组来华访问，指出欧洲、北美和墨西哥用胚培养出的小黑麦原种数量还不及中国不用胚产出的十分之一，称赞中国小麦育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8年，这种高产小黑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达40万亩，鲍文奎于同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鲍文奎正直、爱国、勤奋好学并善于思考的为人品格，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探索科学真理的职业精神，将永远鼓舞、激励后人。”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对鲍文奎的评价。这位朴实而坚毅的育种科学家，将会永远被世人所铭记。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