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百年党史演进脉络来看，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峻形势作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抉择。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根据地建设随具体革命实践而不断变化，在百年党史中意义重大。根据地史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随着大批综合性史料和专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根据地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日渐丰富、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面世，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抗战史等研究的繁荣发展。近年来，根据地史研究主要有哪些成果，呈现什么趋势？开展根据地史研究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推动根据地史研究应从何处着力？围绕以上问题，本刊特邀请三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

嘉宾

南开大学杰出教授 李金铮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苏区研究》主编 万振凡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杨瑞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赵凡

蔚为潮流：根据地史研究的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

主持人：近年来，根据地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取得了不少创新性研究成果，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多学科交叉融合视角考察研究契合了根据地史大量研究主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复杂性特征，对于创新研究理论、拓展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意义非凡，并已成为根据地史研究领域一大趋势，对此诸位老师有何见解？

李金铮：近些年来，中共根据地史研究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新资料的发掘。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影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著名报刊，出版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根据地的史料被大量整理和出版。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史，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题性史料，既有中共中央苏区，更涉及闽西、湘鄂赣、鄂豫皖、川陕、左右江等地方根据地。其中，以根据地经济史资料较为突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主编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等。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还是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各类资料种类之多、数量之大甚至超过了苏区时期。而数量最巨者，亦属经济史料，遍及几乎所有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以及减租减息、农业、税收、商贸、金融、交通等专题资料。其中参考和引用率较高者，有魏宏运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相比而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资料汇编较少，影响较大者主要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组编辑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最近一个时期，革命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相继问世，成为根据地史料的一个热点。数据库的整理和公布，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更为根据地史料的扩充作出了巨大贡献。以上资料都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史的研究。

其次是新论著的发表。严格意义上的根据地史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属起步阶段，成果较少，但也出版过有分量的著作，如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迄今仍不失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地史研究渐趋活跃，成果愈益丰硕。土地革命时期，通论性著作主要有余伯流、何友良的《中国苏区史》，专题著作有黄琨的《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等。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成果中，南开大学历史系所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集中了海内外一流学者的研究，反响较大。专题著作有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吴敏超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等。解放区根据地史的研究专著有李里峰的《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等。

再者是新视角和新方法的运用。上述论著以及所有创新性成果，大都采用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所谓新视角和新方法，一是指新的史学流派，如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全球史，以及更为专门的心态史、记忆史、情感史、生态史、技术史等；二是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地史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法律乃至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与此有关者皆有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基于以上基础，根据地史研究出现了新议题、新资料、新面相和新解释。

杨瑞：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统计，2012—2022年各学科领域发表的根据地各类文章年均发文量高达300余篇；另据统计，年均出版相关著述（包括史料）近40册。由此可见，围绕根据地形成的研究热潮，为近年来较鲜见的学术文化现象。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领域和内容大为拓宽。由重点研究井冈山、中央苏区、陕甘宁及华北等根据地，发展到现在的全面开花。目前，抗战前后的全国各种大小革命根据地，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研究；研究领域、内容全面拓宽，呈现出多元并进的研究格局，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应当提及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学术潮流推动下，根据地史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创新、发生转变。

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传统叙事之外，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得以运用，推进根据地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空前繁盛。研究内容广泛涉及社会医疗卫生、灾荒救济、女性史、财政金融货币、教育文化新闻传播、文学艺术、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方面。近年来，更有在根据地日常生活、性别、形象、符号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拓展性研究，亦取得不少成果。

万振凡：的确如此，融通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而且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推进研究范式革新。因此，用多学科交叉融合方法和理论考察根据地史是必然趋势。首先，根据地史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只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从总体史的视角科学全面解读根据地史。不同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够发现以往根据地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过程会得到多种学科的互补和修正，从而使根据地史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

其次，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政治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被引入根据地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其研究领域。如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根据地史，将镜头聚焦于中国革命的传播源、革命传播主体与客体、传播载体与途径、传播经验与作用等，观照的是以往根据地史研究比较容易忽视的领域。

再次，新兴学科也都有自身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要做到整体研究仍需注重交叉融合。如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理论研究根据地史，其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局限于用“文化”概念去重新诠释历史。尽管从根据地史研究本身来看，这种研究能够涵盖更加广泛的领域，但应当清楚认识到这也仅是观察到了根据地历史的一重面相。因此，借鉴新兴学科创新研究理论与方法时，必须注意打破学科壁垒，强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整合融通，形成适应根据地史研究实际情况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以史鉴今：以大历史观把握根据地史研究

主持人：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将根据地史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予以观照日益成为共识，这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演变规律和趋势，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根据地历史有哪些意义？有学者认为，目前根据地史研究在研究领域、视角、主题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各位专家如何理解？

万振凡：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对以往根据地史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以往研究存在重视短时段问题研究而忽视长时段问题研究、重视各区域根据地史研究而忽视整体根据地史研究等缺陷。因此，拓宽根据地史研究视野，关键是要强化长时段、整体史研究。以长时段视野研究根据地史的意义有二：一是为根据地史研究提供比较有效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沟通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促使学者们用多元方法去认识历史，在不同时间段观察历史现象。二是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的规律和趋势。长时段理论主张把历史事件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从中探究其发生的原因，揭示其起伏变化节奏，进而从更深层次剖析历史的来龙去脉，使根据地史研究更有立体感。根据地整体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站在全局的视角，聚焦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社会内部各领域之间的联系互动，从而形成科学的关于根据地史的整体认识，探求的是普遍原则，提炼的是适应纷繁历史现象的一般理论，达成避免研究“碎片化”的目的。

杨瑞：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不同时期根据地研究仍存在冷热不均、成果数量失衡的情况。随着近年来抗战史研究掀起热潮，抗日根据地研究随之亦广受学界关注。此外，早期的革命根据地研究相对冷寂，成果亦较少，无论从史料发掘还是研究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其次，资料使用方面问题亦较凸显。档案文献利用与解读不足，海外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亦显欠缺；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还未得以大规模系统展开。再次，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在尽量深入的同时，亦可能存在割裂整体的流弊，一定程度上出现“同质化”现象，一些研究仍属于各个时期各种根据地的个案研究或专门研究，忽视了根据地之间等各种关系的考察，不利于认识整体的历史。

将根据地史研究置于更广阔时空范围内予以观照，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追求，尽量拉长研究时段，同时充分拓展地域空间，从而呈现更广的“面”的研究理路。首先，将根据地史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宏观视野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连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和逻辑链条，揭示其在起承转合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割裂历史联系片面地看待问题。其次，将根据地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18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可以充分揭示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历史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之重要基石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再次，将根据地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在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考察其政权形态、建设发展以及历史影响，将有助于揭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既遵循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述，同时契合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需要的本质特征，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李金铮：以往的根据地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重复劳动较多。究其原因，可能主要还是源于缺乏对学术标准的认知与学术史意识，不能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学术史脉络之中提出和解决具有新意的问题。优秀且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较少。总体来看，与根据地史、党史的重要性及其学者数量相比，优秀成果仍显欠缺，国际影响也需要扩大。比较而言，海外学者的某些根据地史著作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如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等。学界聚焦讨论和理论阐释较少。根据地史研究当然以区域的、个案的实证研究为主，但也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和交流宏大问题、基本理论，谋求更高的学术目标，从而实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然而，已有成果在此方面尚有明显欠缺，即以传统的党史议题而言，譬如中共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中共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共革命与传统社会的关系、中共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共革命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等，在根据地史研究中仍缺乏集中探讨的话题，更少有理论、基本概念的提炼，从而弱化了学术研究的水准。未刊档案的整理和利用仍显不够，尤其未刊档案（包括外国收藏）的挖掘、公布不足。例如，岳谦厚、张玮整理了未刊档案《“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但类似成果并不多见。如果说苏区史研究、抗日根据地研究几成专门学问，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史研究则较为不足。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既是决定我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终结中国近代史、开启新中国史的关键时刻，开展相关研究十分必要。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凝结了丰富的智慧与经验。具体来看，今天我们研究革命根据地史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什么重要意义？

杨瑞：首先，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通过科学研究从中总结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纪律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经验与得失，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建设和斗争，通过科学研究，从中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国家与社会建设等方面经验，对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加强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在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过程中，铸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等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通过研究进一步凝练其精神实质与内涵，对于继承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伟大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万振凡：中国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书写而成，充满了苦难和荣耀、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研究、学习根据地史，有助于我们透过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看清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进而看清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仍有重要借鉴作用。

苏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深入研究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用、特点、经验等问题，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实际上为开启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研究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循序渐进：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研究的着力点

主持人：那么，根据地史研究未来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李金铮：首先，进一步强化根据地史研究的史学规范意识。所谓学术规范，不仅指学术史梳理、资料引证技术、学术语言表达，更重要的是提升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此为学术规范的基本旨归。在此规范之下，对根据地史的传统议题，用新资料或进一步证实，或阐发出新意；对新的议题，更要用力发掘，不管用新资料还是常见资料，都应不断丰富根据地史的面相，给学界以新的启发。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强历史学训练、提高历史学素养尤为必要。

其次，学习和借鉴一切有益于根据地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视与根据地史相关的史学流派、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史学而言，国内外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研究皆积累深厚，足资根据地史、党史学者取法；而海外学者关于中共革命史的著作，对我们研究根据地史、党史也有“他山之石”的参考价值。于此而言，掌握多门外语工具将成为必然要求。

再者，重点掌握根据地史研究的具体方法。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注重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与能动性；重视乡村史研究对根据地史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区域间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譬如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地方根据地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突破仅限某一根据地的局限；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既研究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又重视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的比较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视点。此外，弥补以往解放区史研究薄弱，打通苏区史、抗日根据地史和解放区史的研究，突破仅限于某一时段的不足，整体展现根据地史的纵向演变过程。

最后，加强根据地史资料建设。根据地未刊档案的数量较大，最有条件进行开掘。从国内来说，此类资料属于革命史档案，大多反映的是基层社会、普通民众，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以上的时间，有较大的开放余地。应该说，以往已有大量的整理和利用，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期望进一步建立科学有效的开放机制，扩大整理、出版和利用的范围。其意义不仅可以提高根据地史、党史研究水平，更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提供有力的历史支撑。与此同时，对海外收藏有关根据地史的未刊档案，也要着力搜集整理，为我所用。此外，与根据地有关的民间文献，如契证、课本等更有待发现和整理。而对以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也是一个建立数据库的过程，数据库建设对根据地史等领域的研究将发挥极大促进作用。

杨瑞：尽管根据地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依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应在“通”的历史意识下，走出区域（区划）研究窠臼。就目前所呈现出的问题而言，应充分注意根据地自身前后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不局限于以根据地自身的历史为研究之断限，在时间上将苏区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老区等历史纵向贯通，避免孤立地看问题。空间上，将研究视线尽量由区域（区划）内部向外横向延展，充分注意到其与外部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在长时段和整体历史视野之下，根据地研究应走向农业、农村、农民综合研究，注重进行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历史、真问题研究。归根结底，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不断开辟新的伟大境界，关键的一点是紧紧抓住并成功解决“农”这个关键性问题。所以，进一步深化拓展根据地史研究，亟须在全球史与中国史相参照的宏观视野下，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讲清楚这个大历史、真问题的三大逻辑，就等于掌握了解开中国近现代历史之谜的一把金钥匙，以下领域未来或可重点关注：其一，根据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研究，包括组织实施农业大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农业的试验和改良以及农业工业化、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等。其二，根据地人、地关系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研究，包括土地经营方式及其变革、土地改革的方式以及社会影响等。其三，根据地农村社会变革和发展研究，涉及根据地农村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其四，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政治参与和精神世界等的细描式研究，及其与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

万振凡：以上二位谈得很详细，不再赘言，这里我想强调以下两点：一是高度重视史料的考辨、阐释与互证。如果采信某方面的单一史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只有经过科学的史料考辨，充分考虑史料形成的政治语境、人物站位、文本形成演变过程等，才能去伪存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要真正实现突破，关键还在于对史料的深度解释。研究者不仅要分析史料特点和价值，还要提供理解史料的方法，科学解释史料真正内涵，实现以小见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化，从而实现理论的构建和创新。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必须注重史料的互证。革命根据地史料数量丰富、种类众多。由于记录者所处主、客观条件不同，对史实记录不同在所难免。注重不同史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重视不同史料之间的参照及互证，能够使革命根据地史研究更具真实性、准确性。

二是创办专业性期刊。学术期刊在培养研究队伍、发表研究成果、策划研究热点、建构学科理论、引领研究方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共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建设几个高质量、有品位、有国际影响力的根据地史研究学术期刊，是当前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迫切需要。

主持人：如几位所提到的，目前日、英、美等国际学界的中共根据地史研究较为深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如何更好推动我国根据地史研究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发挥作用？

万振凡：日、英、美等国际学界根据地史研究的确较为深入，而国内学界在一些方面显得缺乏话语权；不容忽视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特征明显，他们有意无意歪曲历史，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从国际视野加强根据地史研究今后应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密切关注海外关于中国根据地史研究成果。目前我们并不很了解国外学者的观点、理论与史料来源，今后应集中力量开展海外根据地史研究史料和成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二是积极回应海外根据地史研究的有关观点。对其所使用的史料进行考证、甄别与辨伪，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对那些被有意拼接、篡改的历史进行还原，对那些有意歪曲、抹黑中国形象的理论观点进行驳斥和批判。三是做好根据地史涉外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苏维埃运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中国敌后抗战的国际意义、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等。只有在国际视野下不断夯实根据地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掌握更加全面的史料，拓展根据地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才能形成有国际影响的关于根据地史的原创性成果。

杨瑞：首先，应从学科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根据地史的学科体系，构建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学科群或学科体系，提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其次，研究体系方面应集中力量整合各级各类学术资源，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为引导形成有组织的高水平学术研究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再次，立足中国历史和国情，注重凝练问题意识，提炼标识性概念，推动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总体历程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阐释体系，既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要富有说服力。同时眼光向外，主动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交流，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和团结国际学术界共同推进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深化发展。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