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1899年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是著名的教育家、新闻家、民俗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从教，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办《老百姓》《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报刊，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罪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45年，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逐步成为领导西安乃至陕西青年学生开展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受广大青年的热爱。

李敷仁在西安长期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西安特务组织注意，经常遭到特务分子盯梢跟踪。1946年5月1日，李敷仁从《秦风日报》馆访友归来，在省立图书馆附近被四名国民党特务绑架，并带至咸阳五陵原陈老户寨苏家庄附近枪杀。子弹由李敷仁背部穿入，幸而没有伤及大动脉，因此未危及生命，被当地群众冒死救回。国民党获知李敷仁中弹未死的消息后，派出大批特务到处搜捕。

危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于5月3日获知了这一情况，立即在马栏召集统战部长吕剑人等开会，并亲自部署营救李敷仁的计划，决定利用地下交通线营救李敷仁进边区，由礼泉、泾阳地下党员负责护送，并指定医护人员随行医治。一场营救李敷仁的行动正式开始实施。

5月4日，时任中共关中地委调查研究科副科长兼地下党联络员的韩夏存受省工委派遣回到西安，立即派遣地下党员王维祺去咸阳查找李敷仁的下落。王维祺到达咸阳后多方托人打听，却没人知道李敷仁的住址，无奈之下只能先去礼泉寻找地下党员康子安。与康子安见面后，得知李敷仁还在北杜镇，经过查访，终于在礼泉北杜镇上的一家药铺里见到了李敷仁的大女儿李荷丽，并经李敷仁二弟李文友安排，在雒村见到了李敷仁。在查看李敷仁伤情后，王维祺立即向他传达了省工委的营救计划。

5月11日，转移行动正式开始。在地下党员王璋的帮助下，护送队伍于13日晚又将李敷仁转移到了礼泉县赵家村赵廷芳（王璋叔父）家中。在前山赵家静养的十多天时间里，不断有国民党要搜山的消息传出，尽快将李敷仁转移到马栏已经迫在眉睫。其间，韩夏存从西安到达旬邑，通过暗号与省工委交通员王生春接上头，两人将省工委的营救计划传达给国民党保六团第三大队队长董策成（我党统战对象）及该部机枪三中队队长龙伯渊，准备从董策成防区转移李敷仁，让他们做好接应工作。不久，韩夏存便与王生春一起返回礼泉准备护送体力已经初步恢复的李敷仁去往马栏。

5月下旬，康子安筹借到15万法币从赵镇买来一条毛驴，并开好了路证交给赵廷芳，做好继续北上的准备。李敷仁骑着毛驴装扮成商人，韩夏存化装成李敷仁的侄子，王生春充当赶驴的脚户，沿着山区小径越过敌人封锁线，从位于邠县（今彬州市）和永寿交界的蹇家河渡口渡过泾河。5月31日，王生春护送李敷仁来到龙伯渊的驻地，受到了龙伯渊热情的接待。天黑后，董策成亲自来看望李敷仁，并叮嘱龙伯渊安排些可口的饭菜，照顾好李敷仁。6月1日后半夜，龙伯渊按照和董策成商定的护送计划派部队护送李敷仁顺利穿过了国民党的警戒线。

经历养伤前山、险渡泾河，李敷仁一行历经艰险，最终于6月3日安全到达马栏，受到分区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不久，党中央发来慰问电，让李敷仁“好好休息，恢复健康，然后到延安”，并很快派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等人为李敷仁做手术。手术在分区医院所属马栏街门诊部进行，由徐根竹主刀。对此，陕西省工委、关中分区领导高度重视，汪锋亲自来到门诊部等消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徐根竹夹出子弹后，汪锋等领导顿时长舒一口气。李敷仁清醒后，把子弹拿在手上，十分激动，深有感触地说：“在民主根据地里，人民是真正自由的，连空气都是那样新鲜清爽……”这颗弹头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人士李敷仁的重要罪证。手术后李敷仁很快痊愈出院，并于6月下旬被护送到了延安。

从李敷仁遇险到其被营救进入关中分区马栏历时三十四个日日夜夜，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也充满了斗争，凝聚了我党一大批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的心血。他们勇敢机智地与敌人周旋，闯过道道难关，护送李敷仁脱离虎口，最终安全到达延安。当李敷仁事件公布后，震惊了全国，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内战、反对和平，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密切了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同我党的联系。

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李敷仁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并请他在会上讲话。李敷仁说：“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31日，李敷仁致函民盟，揭露国民党西安当局的暗杀罪行，要求审判凶手。同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李敷仁，对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勉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继续奋斗。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