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也是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18年4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去日本留学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写诗一首相赠，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这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和罗章龙之间“同声相应”的特殊情谊，也反映了新民学会成立前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

为造新民建学会

1915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布《征友启事》。当时在湖南长郡联立中学校读书的罗章龙，以“纵宇一郎”的名字致信毛泽东，相约在长沙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他们初次见面相谈甚欢，表示“愿结管鲍之谊”。罗章龙当晚赋诗《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此后，两人过从甚密。

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趣相投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包括罗章龙在内的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多来自农村，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朴实而朝气蓬勃。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

从1916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他们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1918年3月，毛泽东、邹鼎丞草拟了新民学会章程和赴日求学计划，征求各发起人的意见。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罗章龙、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20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蔡和森引证《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规定：“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成立会上，还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当天，“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新民学会的会章和当时毛泽东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他后来曾有一个说明：“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此......”

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成长，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它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革命团体，在湖南，乃至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维汉回忆说：“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毛泽东也说过：“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新民学会78名会员中，有4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人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有7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因为如此，新民学会获得了“建党先声”的赞誉。

平浪宫前友谊多

新民学会成立时，会员多数已从学校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这是罗章龙决定赴日留学的主要动因，也是毛泽东创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直接缘起。该诗最早非正式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是由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提到的。1986年版《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均收入“副编”，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一八年四月”。

七古就是七言古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叙写送朋友东去日本求学，真挚地表达了惜别之情和做一番事业的祝愿。全诗内容可分成四个层次来赏读。第一层为开头四句，点明送行的时间、地点、气候及地理环境。“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衡岳云开，积阴截止，使人想到“积阴”时的沉郁，又得到“云开”日出时的兴奋。“天马凤凰”，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天马峰、凤凰峰。天马凤凰，既是山名，又赋以山形峰影在“春树里”昂首腾空、展翅欲飞之势。“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岳麓书院门联云：“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如今这里又聚集了一批忧国忧民、意气风发的时代精英。诗篇起首不凡，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

第二层为接下来的六句，是送别赠行之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颇有“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之意。《庄子·逍遥游》说，鲲鱼所化的大鹏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语挚情深地激励远行者鹏程万里。“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洞庭湖和湘江涨起了与天相连的大水，你乘船由湘江进入洞庭，再驶入长江，然后乘巨轮一直往东航去。“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不知怎的，你散发出一堆愁云，幸亏已被友谊的春风吹得无影无踪。罗章龙曾因家境贫寒而为留学费用问题揪心，经共同筹措终于得以解决。

第三层从“丈夫何事足萦怀”到“诸公碌碌皆余子”八句，纵论世界形势、身心锻炼，抒发豪情壮志。“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稊米：稊，草名，结的子如小米。《庄子·秋水》：“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大仓乎？”诗人勉励友人要胸怀宽广，安心出国留学。“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沧海横流哪值得顾虑，世事纷乱，我们一起应对。“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要善于自我调适，胸怀日月，保持内心清新美丽。“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写送别的情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饯行会上高朋满座，情谊浓浓。崇明：岛名，在长江入海口；对马：日本岛名。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庄子·山木》：“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朋友相送终有一别，希望友人到日本后能书信互通。

这首诗是毛泽东诗词中仅见的一首完整的七言古诗，把叙事、写景、抒情、说理融为一体，情中见理，理中寓情。全篇一气呵成，雄奇奔放，雄浑之中有潇洒，奔放之中见真情。

管却自家身与心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除了畅叙好友送别之情，还特别强调不断修炼心性，完善人格，使胸怀襟抱圣洁清新。“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是处于修学储能阶段的毛泽东与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用以自勉的信条。宋代黄庭坚《答友求学书》写道：“古人之学问高明，胸中如日月。”《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1902年春，毛泽东进南岸私塾读书。有一次，塾师邹春培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毛泽东却和几个同学到私塾前的池塘戏水。老师发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自从走出乡关以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地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视为实践自己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1915年9月27日，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

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无疑是杨昌济。杨昌济不仅将修身常挂在嘴边，而且生活之中也是严于律己。“他不吸烟，不饮酒，律己极严；他读书作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不横加干涉。”他提出处世五原则：一曰恕，二曰介，三曰敬，四曰浑，五曰诚。他衣食简单，勤俭节约。他提倡静默多思，少说多听，兼收并蓄。他有三条戒律：不谈琐碎，不论人非，不涉狎邪。

毛泽东曾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对杨昌济的生活准则，不仅欣然接受，也处处效仿，修心性，修善德，修意志，修胆力，修智慧，修学识。毛泽东也十分简朴，反对奢侈。毛泽东有“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琐事，三不谈男女之爱。杨昌济最推崇大儒曾国藩，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有段时间，毛泽东每天都手捧曾氏文集，仔细揣摩，细心领会。曾国藩特别强调一个“勤”字，毛泽东也很勤勉刻苦。“清晨同学还在梦乡，他就已经起来开始晨读。夜晚大家都已就寝，他仍在路灯下痴痴苦读。”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很自然地承继了一整套典型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他时常引圣贤之功业以敬仰，录圣贤之警言以自励。翻开《讲堂录》以及他早年给一些师友的信函，一种对儒家圣贤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几乎随处可见。圣贤人格的精神底蕴，是一种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德境界。在圣贤气象的激励下，毛泽东发奋攻读伦理学。由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是杨昌济讲授修身课的教材。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写了1万2千余字的评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标记的圈点、杠、三角、叉等符号。今天我们细心体察他抄录在《讲堂录》中的修身格言，仍不由自主地为他当时那种力行君子修身之道的道德真诚和道德意志而感佩不已。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严于律己、注重修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汪建新，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