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党校有很深的渊源，1933年5月23日，毛泽东曾给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员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他生动地讲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等问题。学员肖锋曾写道：“毛主席讲的课，言简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们心中不太明白但又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打开了我们困惑的心结，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们今后战斗的道路。”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初创立的苏区中央局党校。毛泽东曾给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学员们讲过课。苏区中央局党校的源头则是1928年1月至1929年4月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遂川县城、宁冈茅坪象山庵、茨坪、兴国潋江书院等处开办的党团训练班和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不但主办了这些训练班，而且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归纳的10条党内教育的教授法，来自他亲身的教学经历。

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复校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也经常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参加中共中央在党校举办的活动、出席学员的开学或毕业典礼。党校师生无不以见到毛主席、听到毛主席的讲话为荣。1942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不仅直接领导了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而且具体指导了中央党校各方面的工作。当年中央党校的规模、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党校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其所创造的经验历久弥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向学员作调查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他在党校的言行，也是实行党的三大作风的典范。学员来到党校就成为毛泽东的调查对象。除了在党校开座谈会，参加小组讨论，毛泽东还找学员个别交谈。当年毛泽东经常在延河边上散步，有时就信步走到党校来了，遇见谁就跟谁聊。许多干部从前方回延安进党校学习，或者离开党校到前方或其他根据地任职，毛泽东都要找他们谈话。就笔者阅读所及，此类谈话有近百人次之多，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1943年冬，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夫人吴仲廉进党校学习。毛泽东听说江华回延安了，就到副校长彭真处叫他去见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山东敌后及回延安沿途所见所闻，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后来回忆：“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在晋西北只住了一夜，匆匆忙忙，谈不出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最后，毛主席又问我各地的生产怎么样，要我写一个关于生产的材料。我因为一路上没有留心生产的问题，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看出，他当时是把组织生产，解决群众和军队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他除了通过正式渠道，从文件、报告、电报中了解情况外，经常找各地回延安的同志谈，通过各种方式作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察言观色’四个字，毛主席赋予了它深刻的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它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它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中央党校四部学员张金保是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六届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被开除党籍。1944年3月，一部学员在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时，曾经请张金保介绍过六大的情况。这年秋天，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找张金保了解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党校有一间办公和休息的窑洞，他请教务主任张秀山把张金保找来，和她整整谈了半天。既调查了解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又做了张金保的思想工作。这次谈话张秀山全程陪同，他曾写道：毛主席在做张金保的工作中也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学习到了毛泽东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作风。

抓党校工作推动全局

整风运动期间，党校每周都要写一份简报将学员学习情况及讨论中有争议难回答的问题向校领导反映，同时送毛泽东阅看。彭真等校、部领导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中央党校的整风情况。毛泽东总是及时给予指示，并用中央党校这个点上的经验推动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最善于用报纸来指导工作的。据笔者初步统计，1942至1945年，《解放日报》发表关于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消息、报道、学员的学习心得、学习方法和经验介绍等文章39篇左右，充分发挥了党校在整风运动中的示范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如《解放日报》在1942年5月14日、5月16日、11月19日刊发的彭真的《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3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前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

按照中央总学委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学习笔记。他不仅大量阅读党校师生的学习笔记，还将那些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学习心得加上批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供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

中央党校一部学员刘子久在土地革命时期任河南省委书记，抗战时期曾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在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试图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运用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自己在淮北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理论上的分析。于是就给淮北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作为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心得的汇报。1944年7月5日，毛泽东读到这封信的草稿，觉得很不错。刘子久信中有一句话：“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在其后加了一句：“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解放日报》将刘子久的文章公开发表，新华通讯社向各地广播，并指示各地各级党委，收到文章后，“除在报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广为散发；同时，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之一”。

7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其编者按写道：“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他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几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弊病是在逐渐被克服中。但是还没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未深入，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盘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们曾发表苏联作家的剧本《前线》与郭沫若先生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并印成小册，发给同志们阅读，目的都是帮助同志们整风，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正确作风早日得到普及。现在又将刘子久同志的信发表，并将印成小册广送同志阅读，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

还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善于小中见大、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观看了师生自编自演的平剧《逼上梁山》，当晚即给编剧和导演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称赞他们的戏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深刻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的信不仅鼓舞了中央党校的戏剧爱好者再接再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革命乃至促使整个文学艺术界的思想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这封信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