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曾经两次共祭黄帝陵。第一次，是1937年4月5日的清明节。参加公祭的国民党代表是张继、孙蔚如，共产党代表是林祖涵（林伯渠）。这次公祭主要是宣读了三篇祭文，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祭文”，其中共产党方面的祭文由毛泽东撰写。三篇祭文的主旨均在于发扬民族精神，表明中华儿女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联手抗战的准备。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可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但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清明，国共两党再次共祭黄帝陵时，却留下了一次不愉快的记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背叛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投身国民党怀抱，成为革命的叛徒。

张国焘当时出走和叛逃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国焘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他在得知1938年清明节，国民政府将继续沿袭上年的惯例，举行祭黄帝陵的消息后，一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边区政府也要参加祭陵。最后中共中央同意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去参加祭陵仪式。4月2日，张国焘带着秘书、警卫员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前往中部县黄帝陵。4月4日，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据现场目击者回忆，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张国焘曾对蒋鼎文耳语，有要事相告。蒋鼎文心领神会。祭祀完毕后，张国焘告诉秘书和警卫，要到西安找林伯渠研究事情。然后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扬长而去。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从五四时期领导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再到领导红四方面军，也曾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在肃清党内不同意见者时也滥杀无辜，推行错误路线。在长征途中一方面(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拥有8万之众，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不过两万人。按照党史的记载，张国焘依仗着军事实力优势，妄图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在率军南下遭遇失败后，1936年率领部队北上，重新归队。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张国焘就下决心离开延安。他曾说，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认为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1938年4月，他借着祭陵之机脱离延安，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资料图）

张国焘到了西安，住进蒋鼎文为他安排的西京招待所。4月7日，国民党方面又安排他乘火车去了战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武汉。 延安方面得到消息，马上给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找到张国焘，促其猛省，劝其回头。4月11日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由负责情报工作的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引路来到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长谈了一个通宵。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等，再度来到张国焘下榻的饭店，劝他搬到办事处去住。软的不行，李克农等连劝带拉地把他推上汽车。到办事处后，张国焘总是寻隙外出。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

一天下午，张国焘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到了轮渡边，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将上去。紧跟他的吴志坚也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不让他脱身。还有几次，张国焘总是寻机摆脱身边的人，独自行动。其间，三“请”三逃，曲折惊险。

中共长江局知道张国焘决心叛党，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来到那个饭店，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或回延安；或向中央请假；或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张表示接受第三点。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给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打电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当晚，两辆小汽车悄然停在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劫”走了张国焘。张在房间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4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口中的“黄帝”一语，似有微词，原因在于此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家元首是蒋介石，黄陵县是“蒋管区”。

张国焘就这样逃离了延安，由共产党的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者最后蜕变为革命的叛徒，不久加入国民党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49年随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又携家人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客死他乡，留下千古骂名。

（延安红云平台依据《人民网》《党史纵横》《新华澳报》等文稿整理，图片为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