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是中国共产党力量大汇聚、事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人才大荟萃的“全盛时期”，也是奠定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发展为成熟的、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具有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培育了一大批建国精英、民族脊梁和英雄群体，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和发扬了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高度展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这一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

中国共产党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就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失败，尤其是1934年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武装割据的地方红色政权几乎全部丧失，被迫进行悲壮的大迁徙，武装力量从全国的30万锐减到不到3万人，最后几乎是弹尽粮绝、人疲马乏地退守到西北，在西北苏区这块苍凉的黄土高原上落脚，并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蒋介石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个大本营却生存了，发展了，成功了，连一贯支持国民政府的英美政府也不能不另眼相看。其中的原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在于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片圣地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一步步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把乌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各项纲领，具有成功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还在于党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形势的挑战，实现了党的战略策略上的重大飞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由严重对立状态走向合作抗日的道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如何与对峙将近10年的国民党处理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要抗日就要联合国民党，而国民党既是友党，又在一定时期是共产党的敌人，它具有联共又反G的两面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成功地运用到处理国共关系上，努力把握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驾驭了复杂而曲折的政治局面，创造了一整套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丰富经验，达到了政治与军事、原则性与灵活性、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既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限制、削弱我共产党力量的企图，又迫使他们不敢公开投降，没有在反G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国共两党合作坚持了8年之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重大的事变，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洛川会议根据当时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党内不同的认识，确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保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定改变红军的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些都是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作出的科学决策。即便是在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严守军事上的守势和政治上的攻势，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威信和政治地位。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更是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迅速决定从情报和战略两个层面上支持苏联，坚决抵制联共（布）中央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等人不切实际的直接进行军事配合的要求。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支持和抵制是正确的。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庞大的国民党军较量，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摧枯拉朽般将其击溃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共产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党内还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全党来说，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了右的和“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著述，致力于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倾错误的任务。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不仅在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而且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首先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次是体现民族性，就是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是有新的理论创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现成结论上，而应该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与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相联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有着丰富的经验。

延安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一边指挥战争，一边呕心沥血的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且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毛泽东选集》收入的159篇文章中，其中112篇写于陕北；《毛泽东文集》收入802篇，有385篇写于陕北；《毛泽东书信集》收入372篇，142篇写于陕北；《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入1628篇，938篇写于陕北。这些光辉著作，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有关重要著述，建构了哲学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其各方面的理论的巨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哉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自卫的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著作，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在革命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既有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深刻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原则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献，形成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在道德理性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

同时，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与时俱进不断开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历史验证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也验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是正确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虽然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并没有全面地达成一致，但是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较过去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认识，是深入、正确的，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同时，全党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认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陕甘宁边区成功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曾经有江西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延安时期不仅有显著的历史特点，而且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干部培养，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共局部执政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它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同对峙了10年的国民党再次合作后进行的，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和广泛的社会力量参加政权下进行的，因而党在延安时期执政与江西时期执政相比，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的执政实践，同时也表现出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具有历史环境的复杂性、政权形式的特殊性、执政基础的广泛性和实现执政目标的艰巨性。

延安时期，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就全国而言，它是一个在野党，而在局部地区，它又是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它的民主活动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作为在野政党，它尽力向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分权，要求政治民主，这种民主既借鉴了西方民主的形式，又赋予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二是作为局部执政党，它又在自己的执政区域探索实行新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不同于西式民主，带有鲜明的共产党人的特征。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眼光，牢牢高举“抗日”、“民主”的大旗，领导共产党一方面要求西式民主，一方面实践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共产党对民主原则的倡导和实践，使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赢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在局部执政区域，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扩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党在执政过程中，与时俱进，既思考着执政体制的创新和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思考着战后中国的走向，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实行了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以及英美模式的执政体制。

在局部执政的“实验区”和“示范区”——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制度——“三三制”，使它能够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政权因此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样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使它们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而各得其所；“两权半”的政权结构和党对它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在建构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人民政权的建制和党赋予它的新民主主义“试验区”的特殊地位，使它的施政具有更多的全面性和前瞻性。这些清楚地表明，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有运用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坚持执政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具有从严治党，保持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三三制”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形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监督政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人民当家做主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清正廉洁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显著特征；建立和谐社会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追求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在处理党政关系、政权建设的基本体制、让人民监督政府，以及机关工作人员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政治领导、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在延安产生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北京诞生了。

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战略家等，但由于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多，主要领导人变动大，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肇始，也是党的领导集体从不稳定、不成熟的到稳定、成熟的开端。会议决定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进入政治局任常委，协助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实际是“张主党，毛主军”。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的新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在中共历史上称之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形成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既与延安时期党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党对基本国情和革命规律深刻认识密不可分，也与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鲜明的个人特征密不可分。毛泽东的实践经验最为全面丰富，具有宠辱不惊、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具有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以他为代表的理论思想，成为全党公认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担任全党、全军最高领导职务，是通过实践斗争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党内外、国内外所公认的。朱德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设和组织领导经验，为人刚强正直，谦和平易，作风优良，善于团结，是党、军队和人民敬重的忠厚长者。刘少奇既有在白区工作的经验，也具有领导学运、工运、民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对党的建设深有研究，发表多篇党建理论著作。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整风运动，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恩来善于做军事和统战工作，擅长全面组织计划指挥。政治坚定，机智灵活，工作极端负责，作风深入细致，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善于团结。他长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对全党全军高级干部最为熟悉，知人善任，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任弼时具有党、政、军、群、统各方面实际工作经验，与共产国际有良好的关系。他独立工作全面，组织领导能力很强。他政治十分坚定，原则性极强，为人忠诚正直，工作极端负责，任劳任怨，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这些领导人大多是在革命根据地孕育和锻炼出来的新一代领袖人物，都是共产党内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人物；这些领导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从而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人民的爱戴。

正是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党又领导人民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军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剧，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8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统一战线的概念，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随即他又从中国内部、敌国内部、国际社会三个方面论述了反日统一战线的大格局，指明：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里所说的“天罗地网”是一个形象化措辞，其实就是后来所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实际考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的政党。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与国民党并列的国内两大政党，其政治主张必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和抗战业绩的伟大感召下，大批国内外人士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们参观八路军训练与作战，走访机关学校，深入民众调查了解情况，考察边区的政治制度，亲身感受到了延安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政治空气。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罗辛格曾说：“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可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之为人间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亲见亲闻写成报告在国统区发表，有的发回国内，连通国内外，有的则写成回忆录传之后世。当年美军观察组负责政治方面的观察员谢伟思，从1944年7月至次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77份政治报告，对延安的状况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他在1944年9月4日的报告中写道：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能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另一个政治观察员戴维斯在1944年11月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这些报告，加深了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共及边区政府、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使中共及其边区政府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

1945年5月，为了筹备成立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国际会议，年届60岁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蒋介石竭力反对我中共派员参与组团，最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明确提出：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排斥我中共实为不明智之举，使蒋介石不得不作罢。来自延安解放区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正式和公开身份在国际舞台活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全力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大国形象。董必武赞成代表团只讨论有关整个中国问题的原则，淡化党派分歧，着重突出中国代表的身份，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显示出了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素养。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期间，董必武出版了英文版《解放区实录》，分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军、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董必武还广泛接触美国人士，多次到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参观访问，还到华美协进会做了演讲，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

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出席联合国大会，茌这样重大的国际场合给外界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正式而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历史瞬间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严，记载着中共对创建联合国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见证着中共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也预示着未来中共在世界的地位。

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谱写了中国革命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也铸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风范相结合的产物，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的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延安作风”。1968年5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提出了延安精神这一科学概念。但是它的源头——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在延安时期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它就是“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劳模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等原生形态孕育并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是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的革命精神。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要求，而且在深入砑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为完成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决不能离开现实任务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上下两篇文章，统一在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中，赋予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遵循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党不但制定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而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和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既防“左”又反右，先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未来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根本前提。

延安精神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求实精神。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方面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成功地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主观主义，深入进行“实事求是”教育，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分清了“创造性的”、“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同“教条式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破除了教条主义的长期禁锢，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中共七大把我们党坚持和发展真理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延安精神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本质的奉献精神。延安时期，党不仅明确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新制度和新政策的保证作用，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以英模人物模范行为的激励作用，以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和凝聚起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当做衡量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41年轰动陕甘宁边区的“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一事，使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千方百计深入群众，并派调查团深入边区农村，了解群众“咒骂”自己的真实原因。当他得知农民因“救国公粮”负担过重有怨气时，下决心解决了边区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多年后，毛泽东在七大时曾多次提及，并做了深刻反思，可见对他的触动之深。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当做土地，把自己视为种子，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当时党和人民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正是这种环境和压力，造就了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党与人民鱼水相依，没有党就没有人民的解放；同样，没有人民与党同呼吸，共患难，党的事业也难以取得胜利。当年，美国记者到延安很有感触地说：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和最终的信念。

延安精神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标志的创业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下重新振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这种为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突出表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以弱小力量战胜强大之敌，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一方面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老子党”对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干扰。面对这种新挑战和新考验，中国共产党以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独立自主，把革命胜利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把最严峻的形势看做“黎明前的黑暗”，将最强大的敌人视为“纸老虎”，顽强拼搏，埋头苦干，征服了一切敌人和困难；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立足于“永久奋斗”，大力倡导谦虚谨慎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质，是把党和革命事业胜利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永不退缩，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始终不渝地奋斗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在1940年和1941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的工作人员过着非常清苦的物质生活，这是条件所迫，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这种清苦生活条件下所锤炼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征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动力。（完）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