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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窑洞：承载起光耀百世的革命精神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道出了多少人心中的寻根情愫。夏末初秋，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我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我走进延安，重访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就是从找寻那一孔孔质朴无华却永载史册的窑洞开始的。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过蜿蜒曲折的小巷，我来到位于延安市子长县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田家大院。明媚的阳光下，古朴幽静的院落保持着当年的原貌，曾经的风雷激荡变得安宁祥和。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中间那孔就是瓦窑堡会议旧址。窑洞里放着八仙桌和木条凳，陈设一如往昔。

就在这狭小的窑洞里，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那时的世界，正处在大震荡大变动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口。历史就这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历史的脉搏，率先擎起抗战大旗。田家大院那孔窑洞中，传出了抗战的强音。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年间，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中共中央体谅东北军的处境，考虑到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城（今延安市志丹县）。

而就在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一座教堂里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策略的成果。

1937年8月，战事日趋紧张，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初步达成协议。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的窑洞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80多年前，位于洛川县城以北10公里的冯家村，还是一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小村庄。这里靠近咸（阳）榆（林）公路，交通便利。走进斑驳黄土垒就的围墙内，看着那一孔孔窑洞，我不禁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

当时，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会址旁边的另一孔窑洞中暂住，可他没有一天能安稳休息。时间太宝贵了，他要连夜酝酿，写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引中国抗战的胜利方向。

洛川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4天紧张的讨论过后，与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将领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土烟熏绕的烟雾中，一项项重大决策酝酿形成——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文件，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从这里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使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洛川会议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全面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夺取了平型关、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洛川，连同这个村庄、这孔窑洞，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8年5月，中国北部、东部主要大城市已沦入敌手，日军的猖狂进犯动摇了一些人当初“抗战到底”的信心。5月19日，徐州失陷，毛泽东开始撰写酝酿已久、建立在科学判断和分析之上的《论持久战》。

凤凰山麓那孔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几乎笔不停歇、夜以继日地写作着，就连炭火烧着了棉鞋也全然不知。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当5万余字的初稿写成后，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演讲中，他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提出持久战，指出抗战必定胜利的总趋势。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对人们当时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并且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很快，《论持久战》被油印成册，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争相传阅，成为指导抗战、坚定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信心的纲领性文献。

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和预测的那样发展。这部诞生在窑洞中的光辉著作，照耀着中国抗战胜利的前程。

延安那一孔孔普通的窑洞，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辉煌，承载起光耀百世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之光，今天已化作中国共产党人前进道路上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未来。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