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窑洞对”经过

1945年7月1日，在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简陋机场上，从飞机上走下来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他们来延安的目的，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

他们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20多万党员，是领导120余万人民军队的大党，且刚刚开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中共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且请他们在延安随便看。黄炎培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深为延安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所感染。他们是从国民党和“陪都”重庆来的，自然把延安和重庆作了对比，认定将来必定是共产党得天下。

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后能长期坐天下。在考察完毕即将飞回重庆之前，他们先和周恩来、朱德等进行了会谈。7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时间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会见了黄炎培。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没说多余的话，直接对毛泽东坦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庄重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当时，乃至后来很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窑洞对”中说的话，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我们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

苏区的发轫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那时，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让人民监督政府，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也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深知“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的道理，更知道列宁说过“给我一个强大的人民监督制，我能把整个党和国家中的官僚腐败翻转过来”的话。因此他在任职之初就强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在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督促权。中央苏区有公民权的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控告。

举报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1932年9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刚刚颁布的《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都必须设立控告局，接受和处理普通群众对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检举揭发控告。当时有群众提出，如果被举报的是直接管我们的干部呢？如果是控告局的人呢？怎么办？没几天，苏维埃政府就发明了举报箱（当时称控告箱），这种举报箱是木制的，上边标示：苏维埃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干部群众用它检举揭发，仅瑞金县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洋。

边区的探索

我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渡过一个个艰难岁月，但是，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当我们党立足陕北并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

有谁见过政府领导人自己背着干粮袋，穿山沟、过小河，步行几十里甚至百余里，到偏远山村去直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的？当年，领导边区的共产党要求各县县长必须和群众面对面，共同检查政府工作，征求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意见，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工作中出现重要错误的县长，必须当面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

对那些工作中有明显缺点、工作干得不好、出了问题的干部，群众可以直接批评。清涧县一个区长包庇贪污分子，很多群众说他为人不清白，要求查处。上级派人来查，果然查实了他的问题，撤销了他的区长职务。

普选，并非西方专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我党就在边区搞了三次民主选举。边区各地根据特殊情况，发明了投票、投豆、香点、举手等许多选举方式，其中，“投豆”和“香点”是尊重陕北大多数不识字群众选举权，又为选举人保密的特殊方式。“投豆”也称为“豆选”，方法是：被选举人背对选举人坐着，每个人身后放一个大碗，谁想选哪个人，就在他背后的大碗里投入一颗豆子，背后大碗里豆子多者当选。“香点”也称“香选”，办法是：事先在不同颜色的选票上将不同的被选举人名字写上，并且当场告知哪种颜色的选票属于哪一个被选举人。选举人想选谁，就用香在自己选定的选票上烧一个洞，最后以烧洞多的选票，确定选出者。

在边区，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监督政府方面，突出的着力点，就是以法护廉。立足陕北不久后，1938年8月，我党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惩治贪污的办法，第一条就规定：“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共产党，必然有“公心”“公道”，有“公心”“公道”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必然有“公制”。当年的延安真正做到了“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

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切实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这就是毛泽东“窑洞对”的历史底气。

（摘编自《党史博采》2022年04期）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