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东北军和警察大部撤退到关内，一部分见风使舵“归顺”日军，但是，也有一部分爱国人士则拿起枪杆进行殊死抵抗。黄显声就是进行殊死抵抗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在国家公祭日之际发表此文，就是为了致敬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奋起抵抗的前辈们。

九一八事变前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前半年，张学良突然对辽宁省警务人事进行调整。时年35岁、驻洮南的陆军步兵第20旅旅长黄显声出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省会公安局局长（即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在此之前，黄显声主要负责张学良的护卫工作，在日本人蠢蠢欲动之时，张学良调他进入省城，而且身兼两个要职，不仅说明其个人能力出众，更显示出张学良对他的赏识与信任。

一个月后，黄显声又被东北政务委员会增选为辽宁省政府委员。

黄显声是辽宁省凤城苇山河（现属岫岩满族自治县）人，中学就读于安东道立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投笔从戎，于1921年返回沈阳，后进入讲武陆军预备学校（东北讲武堂前身）第三期炮科学习，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军骑兵师师长兼副军长、辽宁省警务处处长、东北军参谋处处长、代理北宁路局局长、北平军分会总务处处长等职。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黄显声对家乡的建设满怀热情。他在走马上任后，便雷厉风行整顿全省警政。他先是铲除此前警务处盛行的卖官鬻爵之弊端，随后撤换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县公安局局长以及公安处内的贪污渎职分子，并对处内职员施行考核制度，量才录用，提高了警察队伍的素质。他还利用自己兼任辽宁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之机，培养了不少警察干部，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以及对日本的认知。

这些举措为后来义勇军的成立提供了有力支持，因为后来的东北义勇军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警察，一些义勇军的领导者也有担任警察局局长或警员的经历，如刘景文、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与此同时，他还着手整顿省城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禁吸鸦片，打击赌博等。

黄显声这些除旧布新的举措为他日后的对日斗争做了一定准备，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旧势力，以致出现他要转任天津公安局的传闻。好在他有张学良的庇护，才没有让这些传闻变成现实。

在对日斗争方面，黄显声一边多方搜集日方情报，一边积极处理对日事务。当时东北局势紧张，日本关东军一直蠢蠢欲动，试图挑起战端。1931年3月29日，日本守备队突然包围沈阳城内一处警察分所、掳去枪支，黄显声获悉消息后一方面立即派员与日本守备队交涉，另一方面向张学良汇报，请求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向日领署提出严正交涉。为了方便我方交涉，黄显声特意提供了一份交涉应主张的理由及目的的材料。由于黄显声等人的不懈努力，日军的这一挑衅事件以日军的撤退、返还枪支而告终，但黄显声通过这件事情对日本侵略者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就痛斥日本军人的野蛮行为，称他们“蛮横异常，向我警官及交涉人员持枪威吓、迫令签字，并监视行动、限制自由”。

此外，他还支持“拒毒联合会”没收日商偷运的海洛因380包、鸦片40箱，并公开焚毁，对日本满铁警宪滋事寻衅，不失时机地针锋相对作斗争，维护民族利益，使日本人对他非常嫉恨，以至于日军占领沈阳后，就抄了黄显声的家。不仅如此，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再一次抄了黄显声的家。日本人对黄显声抗战行为的恼怒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31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侵华制造借口，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沈阳局势骤然紧张。黄显声汇集各方情报，在获得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允准后，前往北平向张学良详细汇报，请示对策。张学良虽提出要依靠国联不予抵抗，但也指示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返回沈阳后不久，黄显声以省警务处的名义，将全省警政区划进行调整。当时，辽宁全省公安队约计2.7万人，分别由各县公安局局长指挥，防区限于一县，发生匪患时往往不能收协助之效。黄显声为化除各县畛域观念及调剂各县剿匪实力，将全省各县公安队按照距离相近的原则进行联合，划分为12个区域。每区统辖5个县或4个县的公安队，设总队长1人，指定各区内适中县份的公安局局长或公安大队长兼任，所有该区下的县公安队均归其调动指挥。鉴于一些公安警队中有警察无枪或有枪也多是破损的情况，黄显声在征得张学良同意后，向全省58个县公安局发放旧枪支20余万杆，每杆枪发子弹50发。这些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当天警察部队的抵抗以及之后抗日义勇军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防范与应对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早在1931年5月就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拟定。整个侵略计划的要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在北平大病初愈，代理司令官张作相正在原籍为父发丧，参谋长荣臻在事变的前一天为其父大摆寿宴，事变之夜余兴未消。沈阳驻军在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基本没有任何迎战准备与措施。当时，辽宁省内仅留驻省城沈阳的步兵第7旅、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驻洮南的步兵第20旅、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以及驻山城镇的省防第1旅和驻洮安的省防第2旅。其中，在省城沈阳的军警部队约8000人。这对于坚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天赐良机”。

沈阳的军警部队虽未积极备战，但黄显声作为一名爱国将领，在事变当天还是做了一些防范和准备。时任辽宁省警务处督察长的熊飞（即熊正平）回忆：“九月十八日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在大和旅馆秘密见面后，南满站情况立即紧张了。我派驻南满站工作人员郎愚向我报告说：‘土肥原带有重要密谋，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将此情报，报告了黄显声。”

接到情报的黄显声遂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待命行动，并于当晚亲到公安局坐镇以防不测。事变发生后不久，时任东北军第7旅旅长的王以哲赶赴公安局与黄显声商量应对之策，王以哲称：“早有决定，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东北讲武堂撤退。”黄显声表示了不同意见：“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撤离驻地。”他甚至命令部下“市区不能打，就拉出去打，一定打到底”。这表明黄显声对不抵抗政策持针锋相对的态度。

1931年9月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驻在这些地区的警察按照黄显声的命令奋起抵抗。其中，二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率先起来抵抗，其他地区也有零星抵抗。战斗中，公安警察“被日军击死者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10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10余名”。

由于黄显声等人的抗日壮举是自发组织的行为，敌我力量悬殊，又缺少足够的后援支持，大部警察很快就被缴械，警署也被捣毁。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只能命令剩余的警察部队撤退，并要求他们以分队为单位，尽量携带武器弹药出城，到锦州集中，而黄显声自己则留在城中观察动静，后见大势已去，才化装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一切。

在谒见张学良后不久，黄显声就被安排到锦州前线，继续从事抗日斗争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活动

沈阳沦陷后，张学良于1931年9月23日通电，将东北的军政中枢西迁至锦州，并在那里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9月25日，黄显声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带领辽宁省政府部分人员20多人，由北平前往锦州。由于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曾前往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也就是说，黄显声成为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在这个阶段，黄显声的抗日活动主要是组建抗日义勇军、打击伪军和诛杀汉奸等。

黄显声在锦州期间，首先整编由沈阳撤出的公安警队。9月末，他主持召开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票、黑山、盘山、台安等县公安局局长会议，会上决定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警队，重编公安骑兵三个总队，定名为辽宁全省特别公安队，于锦州城郊三屯处整训。黄显声任总指挥，熊飞任参谋长。特别公安队成立后，分驻北宁路沿线关外各站，随时等待命令行动。黄显声还通令全省各县加强与驻锦州的省府警务处的联络工作，以便了解敌我的最新动态，为抗日行动的开展做好必要的情报准备。

在打击伪军和诛杀汉奸方面，黄显声最值得称颂的是坚决果断地镇压了凌印清和张学成两支刚刚拼凑起来的汉奸队伍，并劝说张海鹏伪军部队的一些旧部反正。1931年10月初，日军派出高级特务仓冈繁等10余人为顾问，帮助凌印清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卫军”。该部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辽宁全省特别公安队参谋长熊飞的学生，于是黄显声通过单廷秀策反了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和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项、张二人率部起义。黄显声随即派熊飞率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参战，汉奸凌印清被击毙。

日本人随后又扶持了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组建“东三省自治军”。张学成是张作霖二哥张作孚的长子，比张学良小1岁。其父张作孚阵亡后，自幼被张作霖抚养成人，恩同父子。1919年与张学良同期就读于奉天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与其弟张学文一同被张作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深造，归国后被张作霖提拔为卫队营营长，不久又被提拔为团长、旅长。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遇难后，张学成投靠石友三。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成因石友三部失败，遂逃至天津。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从天津奔回沈阳。当日本人向其抛出橄榄枝，张学成欣然接受。1931年10月29日，张学成接手“东北民众自卫军”残部，组建“东三省自治军”，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黄显声在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人民坚决抗日，加上张学成的伪军无心恋战，交火后不久张学成部即被击溃，张学成本人也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这两次剿灭汉奸队伍的胜利，不但使辽宁民众为之振奋，也使张学良受到一定鼓舞。

在打击张海鹏部等伪军的过程中，黄显声劝说一些曾被迫加入伪军的旧部反正，从而削弱了辽宁地区日伪军的力量。张海鹏原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为奉系元老之一。皇姑屯事件后，在张学良麾下任洮辽镇守使，驻守洮南。因向张学良谋求黑龙江省省长一职未成，一直愤愤不平。九一八事变后，他投靠日本，任伪边境保安司令。1931年10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张海鹏派兵向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进。

为了削弱张海鹏部伪军的力量，黄显声前往洮南策反旧部，原来在张海鹏部伪军中有两个团是黄显声担任东北军旅长时的部下，1930年黄显声率部驻防洮南，因与张海鹏不合而去，这两个团遂归张海鹏指挥。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这两个团也被迫跟随张海鹏投日，但他们对张海鹏的卖国行径“不以为然”。当黄显声对这两个团的团长晓以大义时，他们欣然接受，并计划在10月16日行至黑龙江泰来附近时，实行反正。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两个团反正后，遂与屯垦军及于兆麟部联合，在后路夹攻张海鹏部，而在张海鹏部的前面有黑龙江省原驻军队予以当头痛击。于是，被前后包夹的张海鹏部“极为狼狈，军心亦离散，乃急退出泰来，闻将向蒙边退却”。黄显声的工作得到了张学良的认可。此后不久，张学良甚至计划派他前往黑龙江，收容张海鹏部。

在黄显声的带领下，辽宁地区的抗日活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深感抗日力量薄弱，故趁日军尚未向辽西进攻之机，积极扩大武装。张学良担心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给日军以“口实”，并未给予黄显声部队正规番号。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将新编部队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

张学良虽然未给予黄显声部队正规的部队正规番号，但对黄显声扩大武装力量还是给予极大的支持。黄显声曾计划在辽西一带组织一支8万人左右的义勇军队伍。是时，凡赴北平找张学良的爱国志士，张都一一介绍给黄显声。于是，到锦州请缨抗战的人纷至沓来，黄显声都分别给予安排。与此同时，黄显声还着手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平时为民，战时为军，融保家卫国于一体。他曾于1931年11月末携款1.8万元赴通辽组织义勇军1.5万人。到1931年末，黄显声在辽西、辽北一带组织各类性质的抗日义勇军总数已达5万人之多。特别是由锦州派往凤城的邓铁梅所部义勇军威震辽东，战功显赫，曾引起日本关东军的恐惧，称其为“东亚之癌”。辽宁各地的义勇军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统编为五十六路军，声势浩大，其中辽西、辽南各路的组成和发展与黄显声的组织、号召密不可分。

随着1931年10月1日辽宁行署在锦州成立，日军开始进犯锦州。在坚守3个月后，锦州于1932年1月2日沦陷。这期间，黄显声率部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终因缺乏重武器和后援，不能力敌而撤离锦州。在撤离过程中，黄显声主动承担断后掩护的工作。最后，黄显声部一部分随黄显声入关，一部分则留在当地坚持抗战。至此，黄显声在东北大地进行大规模的抗日斗争暂告一段落。

此后，黄显声曾试图组织部队打回东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黄显声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特别是作为东北人的他虽有收复东北疆土的报国之志，却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于是，他辗转寻求抗战报国之路。

1936年8月，黄显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1938年2月，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庆解放前夕，黄显声被军统特务杀害，终年54岁，一代抗日英雄就此陨落。

回望历史，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前积极开展对日斗争，事变当天率部抵抗，事变之后在辽南、辽西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日。正是有黄显声这样一批爱国仁人志士，毅然投身于民族革命斗争之中，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会取得胜利。

他们的英雄事迹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本文系沈阳英雄城市塑造专项重大课题：“沈阳抗战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研究”（课题编号：YXCS2022-01-02）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