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工作

“对事不对人”，言语通俗，道理浅显，但寓意深邃，它体现处事原则和人生态度。“对事不对人”这一思想观点，尽管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表达得并不多，更没有深入阐述，但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待人接物的交往中，事无论大小，人不分贵贱，他都能潜移默化、一以贯之地坚守这一基本准则。这其中蕴含着鲜明的实事求是理念，展现了博大的胸怀，也彰显了高度的政治原则。

在纠正党内错误时捐弃前嫌

1930年初，奉中央指派，周恩来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当面汇报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情况。在此期间，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他不切实际地夸大有利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道路。为此，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首先发言：“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批评之尖锐、责备之严苛、在党内产生的负面影响之深重，异乎寻常。

8月中旬，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立刻找李立三等人谈话，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

最终，李立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并指出“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没有因为自己在国外时受到李立三等人的无端指责而心怀芥蒂，对他们伺机报复、无情打击，而是以澄清问题、纠正错误、统一认识为出发点，给犯错误的人以改正的机会，给李立三为党继续工作留出路。周恩来也因此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

在化解政治危机时胸怀大局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领导层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严重分歧，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不但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局势反而更加复杂，陈毅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则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在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对红四军的问题有了准确的了解。他不因之前毛泽东对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抵制而耿耿于怀，不因与朱德、陈毅旅欧的共同经历和南昌起义的生死之交而偏袒护短，坚持从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红四军壮大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徇私情，竭力维护正确路线的贯彻。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在拯救民族危亡时深明大义

1940年5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临抗战前线，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张自忠战前写下遗书，表达血洗国耻、视死如归的气概，抱定“以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在全身多处中弹、奄奄一息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与之有过交往且充满深厚爱国情怀的周恩来听闻噩耗，悲痛不已。三年后，周恩来依然没有忘怀那感天动地的一幕。

1943年5月16日，周恩来抛弃党派之见，专门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追念张荩忱（自忠）上将》，赞扬张自忠发扬了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在共产党的报纸上撰文缅怀一个国民党将军，这在当时国统区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

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出以公心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发生意外，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车外出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被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医院。这时，李少石因伤势太重而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痛地说：“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指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当时，由于环境险恶，事实真相不明，各种猜测很多。周恩来虽然满腔悲愤，但没有感情用事，更没有偏听偏信，而是异常镇静地等待调查结果。

经调查获悉，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新雇用的司机在疾驶中撞伤一名国民党士兵而未察觉，班长见汽车肇事没有停下来，就开枪射击，误伤李少石。事情弄清后，《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披露事实真相，周恩来亲自到医院看望那名受伤士兵，给予慰问和安抚，并表示愿担负一切医疗费用。

在严肃政治纪律时旗帜鲜明

1953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抽调各中央局书记到北京加强中央工作的决定，高岗从东北党政最高负责人任上调中央工作，担任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自恃在陕北根据地经历传奇，在东北主政及支援抗美援朝时光环耀眼，奉调进京后，居功自傲，野心膨胀，结伙串联，“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上，周恩来没有因为高岗的地位与名声而姑息，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更进一步地觉悟”，“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全会精神，介绍高岗等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事实，批判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了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在维护群众权益时一视同仁

1949年3月18日，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抵达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起初，他被安排住在六国饭店（现名华风宾馆），后因国民党谈判代表临时入住，被移居至颐和园益寿堂。

到颐和园后，柳亚子觉得受到了慢待，开始发牢骚，在生活上提出苛刻要求，后来又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甚至说要“投湖”“上吊”。有关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没有因为柳亚子的特殊身份而姑息迁就，决定以设宴招待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和规劝。见面后，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破裂，我30万大军渡过长江等情况。随后，他话锋一转，对柳亚子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牢骚太盛，并以朱德、陈毅和其他民主人士朋友为例，说明不许骂人、打人的道理，强调应当尊重身边工作人员、门卫、警卫战士，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礼节性地敬完酒，周恩来就起身告辞，促其悔悟。

（摘编自《红岩春秋》2023年第1期）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