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与自身建设史。党内教育无疑是我们党从寥寥五十多人不断组织化，进而领导全中国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景象的重要手段。回溯党的幼年时期，严峻的革命形势使得中央紧急会议成为进行党内教育的主要形式。

初步呈现

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建党以来党内教育的较早实践呈现。是时，我们党存在着较严重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问题，处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和失败关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成为短时内清扫白色恐怖阴霾、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被迫之举和迫切之需。

党的五大会议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右倾理论观点，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加强农民斗争的建议，并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要发展工人教育”“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和“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职工运动新方针。

八七会议将没有得到落实的土地革命政策口号转变为具体行动，结束了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创造军队等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强调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强化党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进一步对工人运动在领导、组织、训练等方面提出要求。《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在组织问题上提出了建立本党全国交通网和形成坚固的秘密组织的要求，且“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相结合，毛泽东也创造性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作为革命危急时期的两次中央紧急会议，尽管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在“右”和“左”上都有明显的错误，但在总体上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既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路线是非，又涉及历史内容巨大变化的转折”。通过会议的举行和会议决议的形成，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观点和行为倾向得到批判、党内矛盾和争论得以部分解决，在关键时刻使全党先后有了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问题之基本正确的认识起点和实践转变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直接开展

古田会议直接给予党内教育问题以重大关切。是时，至少有八个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蔓延在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党的领导机关既没有对这些错误的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又没有对党员进行充分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使不正确的思想严重妨害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古田会议决议》针对“党内教育问题”单列篇章加以说明。其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而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一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二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三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四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五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六要从思想上、制度上和政策上肃清盲动主义和纠正盲动的行为；七要用规定的十种材料和十八个方法去教育党员和党的指导机关等等。古田会议及决议不仅对党内错误思想及其存在原因进行深刻剖析，还提出要以党内教育作为思想建党的重要手段，系统阐明了开展党内教育的意义和方法，不仅在党内教育史和党的建设史上画下浓重一笔，对党的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作为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生死攸关转折点，亦产生了巨大教育效益。为挽救处于危急关头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拨党中央军事领导路线之乱，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原则及其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写道：“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一个关键会议，不仅仅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和领导路线，更是完成了一次从中央扩展到主要军事指挥人员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以思想、政治、行动的统一挽救党于危急时刻。

上述会议仅持续一至两天，且在规模上局限于中央、红军内部，虽然与后来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有所不同，但却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具有里程碑式的集中教育效果。正如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所言及的：“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

优良传统

延安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党内教育运动的方法开启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内集中教育运动，奠定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模式。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员人数从大革命时期不到6万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党员成分愈加复杂。在党内仍然遗留着早期产生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基础之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对党的组织肌体造成侵蚀。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故而，一场从延安开始、辐射全党范围、再到延安结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有序展开。

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任务，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方针，先后经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整顿三风、总结经验三个阶段。随着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的出版和学习，全党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在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中对整风运动有了新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的主要结晶，标志着党内思想初步达到了统一。整风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区分了党员反党反革命行为与工作错误的不同性质，避免了此前简单粗暴的党内斗争方式，开辟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育实践的新高度。其不仅为紧接着的“三查三整”整党整军运动提供了党内教育的典范，还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行党内集中教育和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认为的，若能真正做好党内教育和党的作风整顿工作，“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摘编自《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