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大诗人。毛泽东诗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宏伟史诗，是气吞山河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是毛泽东纵横捭阖的奋斗人生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诗词以无与伦比的作品魅力，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使中国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他的丰富创作实践和深邃诗学主张，解决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华民族诗词发展的方向，激励人们自信自立、百折不挠地去创造无愧于中华诗国传统的现代民族新诗。

一、毛泽东认为古典诗词和新体诗歌各有弊端，明确要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发展中国诗歌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也是流传时间最久远的文体。但近代以后，古典诗词逐渐走向僵化，充斥陈词滥调，盛行无病呻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诗革命应运而生。但新诗发展又矫枉过正，彻底否认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似乎新诗与旧诗水火不容。

毛泽东一生偏好古典诗词，但也多次指出旧诗的缺憾。1949年12月，毛泽东和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谈论中国文学时说：“诗么，应该是新诗，让大家都能看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旧体诗很难写，也不能充分表达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那些思想。”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对李银桥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7年的一天，毛泽东与词学家冒广生谈词学问题时说：“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1958年毛泽东与诗友梅白谈话时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在给老友蒋竹如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归结起来，毛泽东指出了旧体诗词的四大不足：一是很难写，不易学；二是束缚思想，难以尽情表达；三是不通俗、不易懂；四是只面向少数知识分子，不易普及。

传统诗词的缺憾，正是新诗拥有的优势，毛泽东对新诗发展持支持态度。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中强调：“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但他对新诗现状也颇为不满，1960年，他不无夸张地对梅白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的信中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致信现代文学社团路社时说：“现在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指出：“现在的新诗，太散漫。”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对旧诗和新诗的相关评论，表达了对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改革，都要创新。从文艺发展的目标出发，从文艺政策的导向着眼，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思考。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指出：“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我看中国新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的信中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主张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既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歌的丰富养料，还要顺应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中国诗歌具有民族特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能够体现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诗学主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诗词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树立了成功典范。

二、毛泽东诗词继承“诗言志”优良传统，抒发了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志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下三个大字：“诗言志。”1957年《诗刊》创刊时，编辑部请毛泽东题词，他题的还是“诗言志”。“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是中国诗论的开山之祖。诗词作品要抒发诗人的胸襟怀抱，表达诗人的情感、意志、理想、抱负，给人以感染和激励。毛泽东不仅一贯主张诗言志，而且身体力行。

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愤然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921年初，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变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从此，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仅成为毛泽东毕生的追求，也成为毛泽东诗词的核心主题。

毛泽东诗词有不少诗句带有“天”字，如“万类霜天竞自由”“人生易老天难老”“离天三尺三”“天高云淡”“极目楚天舒”“巡天遥看一千河”“炮火连天”“天生一个仙人洞”，指与地相对的无边苍穹，或指自然演化。正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说：“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天”字具有浓郁的政治蕴涵。在毛泽东诗词中，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对象就是“天”。如果用一句诗来囊括毛泽东诗词所言之志，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25年秋，毛泽东“独立寒秋”，深沉地思索救国救民之策，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怅然天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使毛泽东幡然醒悟，他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毅然发动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毛泽东把革命武装称为“天兵”，“欲与天公试比高”，与反动势力分庭抗礼。“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待到“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终于迎来“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新中国的诞生，更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诗词也转向描绘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毛泽东高度赞扬“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大好局面，充分肯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建设成果。他关注民生，领导“六亿神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不断挑衅，毛泽东“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

三、毛泽东诗词弘扬了中华民族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已经转化为蕴含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样，一个国家要有精神，它是国本；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它是脊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进步的核心和灵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谱系。民族精神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毛泽东诗词之中，这是毛泽东诗词能够感染人、激励人、塑造人的重要因素。

炽热的爱国情怀。“江山如此多娇”“江山如画”，仅从毛泽东吟咏祖国河山的诗作来看，爱国情怀便表现得既热情洋溢又生动传神。“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他既乐山又乐水。毛泽东笔下的山，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泽东笔下的水，神奇曼妙、变幻无穷。他沉醉于“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清纯与活力，震撼于“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静穆与凝重。他欣赏“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自然雅趣，赞美“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烟波浩渺，向往“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天人感应。

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不朽精神，忧患意识是毛泽东革命精神的不竭动力。青年毛泽东面对任人宰割的民族屈辱，“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1927年大革命失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表达出“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遵义会议后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极其苍凉凝重，因为“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毛泽东想到项羽兵败自刎的历史教训，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警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顽强的斗争精神。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曾写下人生誓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毛泽东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英雄气概，“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面对“赣江风雪迷漫处”“大渡桥横铁索寒”“山高路远坑深”的艰难险阻，“雪里行军情更迫”“万水千山只等闲”“大军纵横驰奔”。

中华民族素有团结奋斗精神，面对日寇侵华，“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中华民族历来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了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实现世界大同的远大理想，使革命精神浸透了深厚的民族底蕴，又使民族精神充满了博大的世界情怀。

四、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以美铸诗，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审美风尚

1958年，毛泽东对梅白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美轮美奂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毛泽东诗词中鲜见“美”字，但它承载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蕴含着巨大的审美价值，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审美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

尽善尽美，美善相乐。尽善尽美、美善相乐，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以美储善、善中孕美”。毛泽东诗词形神兼备，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就形式而言，毛泽东诗词充满了伟岸的形象美，隽永的意境美，雅俗的共赏美，整饬的章法美，精妙的语言美，绚丽的色彩美，铿锵的声韵美。就内容来说，毛泽东诗词博大精深、蕴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奋斗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正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所言：“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和谐共生，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互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和理想境界。毛泽东诗词大多属于反映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言志之作，但其情志的表达是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些优美诗句，表现出毛泽东浓郁的天人合一情结。毛泽东在人与自然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山岭峰峦、江河湖海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

阳刚阴柔，刚柔相济。阳刚与阴柔，西方人称之为崇高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宋词中所谓的豪放与婉约之分，就是阳刚阴柔的不同呈现。毛泽东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也不乏内敛含蓄、温润似水的委婉柔情。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境象阔大，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暴风骤雨，也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和风细雨。既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钢铁意志，也有“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绵绵深情。

兴观群怨，各得其所。“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词社会功用的高度概括，历代诗论家也用来评价诗词的审美功能。毛泽东深受其影响，毛泽东诗词也发挥着“兴观群怨”的巨大作用。所谓“兴”是“托事于物”，借助形象引起联想，给人启发。比如，“钟山风雨起苍黄”，一语道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治态势；《忆秦娥·娄山关》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营造出苍凉沉郁的幽深意境和浓厚氛围。所谓“观”，指观察生活，认识社会。毛泽东诗词以史写诗，以诗证史，因而成为洞察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生动教材。所谓“群”，指交流思想，统一认识，促进和谐。毛泽东诗词思想深邃，感情真挚，把“群”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所谓“怨”，指针砭时弊，表达不满。毛泽东诗词痛斥旧社会、旧政权、旧军阀的黑暗、腐朽、没落，也宣泄对西方列强、反华势力、强权政治的鄙视、嘲讽、鞭挞。

五、毛泽东诗词遵循写诗填词的艺术规律，又不固步自封，极大拓展了古典诗词的表现空间

毛泽东诵读过大量古典诗词作品，还研读了各种诗话、词话，具有深厚的诗词艺术修养和扎实的诗词理论功底。他写的诗体裁广泛，有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绝、七律，五古、七古，甚至还有民歌体的新诗。但他更擅长于填词，词作涉及很多词牌，词作比诗作的艺术成就更高。仅《沁园春·雪》一首就不同凡响，柳亚子称其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古典诗词有相对固定的规范和要求。以格律而言，就是“章有定句，句有定字，字分平仄，用韵有则”。至于词的格律，比诗的格律要繁复得多。尽管毛泽东的诗词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但他也坦言：“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他深知：“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他还说过：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综观毛泽东诗词，大体上能够基本遵循平仄格律、对仗规定、音韵要求来创作，结构工整，音韵和谐，这是他遵循古典诗词艺术规律的重要体现，也充分显示出他的诗词功力。

但是，当形式与内容出现矛盾，为了准确表情达意，与生俱来的革命家气质又使得他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缚，有时甚至不惜打破音律，防止简单的“以文害义”。比如，以达意为主而不拘平仄，因借用民谣原句而不拘平仄，“离天三尺三”中的“天”本应用仄而用了平声，“尺”字本应用平声而用了仄声；因专用名词而不拘平仄，“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字，因为桂花是花名，本应用平声而用了仄声。就诗词创作本身而言，这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即便是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家，也难免出现此类情况。关键是要处理好“求正”和“容变”的辩证关系：“求正”即尽可能恪守音律，“容变”即必要时可根据内容对格律作适当调整。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并不局限于格律方面。就遣词造句而言，自有诗词以来，未曾有人把描绘颜色的七个字连用，而毛泽东在“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句中，用七个颜色字形容彩虹，比成“彩练”，一个“舞”字又让静态的彩虹灵动无比，可谓是匠心独具。

毛泽东创作时，善于“旧瓶装新酒”。毛泽东在谈到《浪淘沙·北戴河》的创作缘由时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古诗中咏梅之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绝无陆游那种孤寂冷漠、消极退缩的凄凉愁苦之气，在一“俏”一“笑”之中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采桑子·重阳》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

他的继承是立体式的，他的创新更是全方位的，既有微观突破，更有宏观革新。而最根本的在于，毛泽东借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抒发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情怀，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六、毛泽东诗词坚持“两个结合”创作原则，体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但作为两种创作手法却古已有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召唤诗人直面现实，现实主义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而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冷落乃至被误解。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对我国诗词发展史、诗论发展史进行了科学总结，将我国的诗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诗词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包含着中华民族文艺传统的民族特色与民族形式。

毛泽东诗词深得屈原、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激情澎湃，想象奇异，意象宏阔，语言瑰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艺术气质，但又使意象得到革新，境界得到升华。毛泽东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与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如出一辙；毛泽东“红雨随心翻作浪”“截断巫山云雨”，与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异曲同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化用屈原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则与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遥相呼应。再比如，鲲鹏是历代诗人吟咏的形象，源于《庄子·逍遥游》，李白诗文更是对其吟咏不绝。毛泽东诗词也多次出现鲲鹏意象：“鲲鹏击浪从兹始”“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等。对鲲鹏这一俯视寰宇、雄飞万里、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精神文化具象，进行了继承与创新的塑造。

与此同时，毛泽东诗词也弘扬了以杜甫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风格。杜诗有极强的现实性而被誉为“诗史”。而毛泽东诗词堪称“史诗”，是从中国革命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艺术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意蕴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毛泽东以诗笔为史笔，真实再现了恢宏阔大的时代风云和社会风貌，为诗词艺术的现实主义风格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把充满激情的理性和充满理性的激情融合得出神入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浑然天成。每首作品都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以《七律·长征》为例，它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是浪漫主义精品。就纪实长征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它是现实主义的；从抒发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而言，它是浪漫主义的。历史的纪实、磅礴的力量、澎湃的激情使《七律·长征》成为千古绝唱。

七、毛泽东诗词引经据典，或直接引用，或变通化用，彰显出活学活用国学经典的娴熟技艺

引经据典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也是毛泽东写诗填词的重要手法。毛泽东善于用典，旁征博引，史籍箴言、古诗名句、神话传说信手拈来，或直接引用，或变通化用，不论是沿用原意，还是拓展寓意，或是反出新意，都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让语言表达深沉浑厚，使作品蕴涵回味无穷。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彰显出毛泽东活学活用国学经典的深厚底蕴，也洋溢着毛泽东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

用典有“用辞”“用事”之别，有“语典”“事典”之分，不外乎筛选传统文化各种元素为我所用，只是素材的来源和形式有所不同。所谓“用辞”，就是指引用前人诗文中的言语，将其融化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表情达意，言志抒怀。

毛泽东善于运用典籍言辞或诗家名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出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和“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源自《庄子·逍遥游》“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化用温庭筠《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贾生才调世无伦”，语出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无伦”。“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成句。此类例句不胜枚举，可谓清新典雅。但毛泽东绝非简单地套用原句，而是出新出彩，毛泽东用“一唱雄鸡天下白”表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这与李贺《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表现封建士子一朝成名、解脱苦寒愿望已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善于用广为流传的小说掌故、神话传说、童话寓言、历史故事来解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给诗词作品平添了文学韵味，为现代生活点缀了浪漫色彩。“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他用唐朝沈既济《枕中记》的“黄粱美梦”，来痛斥军阀混战导致民怨沸腾。“不可沽名学霸王”，他用项羽优柔寡断、兵败自刎的历史教训，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主题。“颜斶齐王各命前”，他用《战国策·齐策》齐王颜斶“各命前”的典故，来赞赏柳亚子刚直不阿的可贵品格。“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他用神话人物吴刚嫦娥向革命烈士表达崇高敬意。“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他用陶渊明憧憬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来反衬新中国“旧貌变新颜”。“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他用史籍中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来描绘湖南的风土人情。

毛泽东用典从来不拘一格，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是明用典故，毛泽东畅游北戴河之后，发思古之幽情，追忆起曹操登碣石山观海的历史往事。而接下来一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属于暗用典故，化用了曹操《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内容，上下文融合为一。“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分别使用了“祖生击楫”“闻鸡起舞”的典故，这是正用典故，他高度认同原典中的人和事，借此表达对自己戎马倥偬的回忆和壮心不已的情怀。

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反用典故，赋予其全新的思想和时代蕴涵。“不周山下红旗乱”，翻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把共工塑造成敢于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千百万工农大众的英雄形象。“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反“穷寇勿迫”的兵法古训，以表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坚强决心。“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将宋玉《高唐赋》中“巫山云雨”的神女，演变成新中国突飞猛进、繁荣昌盛的见证人。

八、毛泽东诗词面向生活，大量运用群众语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广为传诵、历久弥新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路社》中写道：“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写诗填词也大量运用群众语言。唐代罗隐《蜂》诗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熟悉大众语言，适合大众需要等一系列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一诗学理念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颇似呈报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而是嵌入很多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提到神仙，也都是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毛泽东喜欢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古谚、俗语、民谣等。“莫道君行早”，出自俗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语气亲切，颇具幽默。“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自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明白如话，惟妙惟肖。“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取自三国时期旧歌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自然流畅，诗意盎然。“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出自古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深入浅出，理趣横生。

毛泽东主张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他这样倡导，也这样实践。毛泽东将古典诗词推陈出新，又从民歌中汲取鲜活语言，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感情、语汇总是与时俱进，充满时代气息。毛泽东诗词既古朴典雅，又明白晓畅。他还积极尝试用民歌体进行创作，《杂言诗·八连颂》就是毛泽东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一次有益探索。《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该诗以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诗句，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百年潮》，2023.4）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