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其中，177名开国中将是个重要的群体，对一些在历史上一度有较高任职的开国中将，总是经常有人评论他们军衔的高高低低。本文结合最新的史料，披露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的5名副兵团级开国中将的情况。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副兵团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军所有干部均评定个人级别，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并规定应以“德”、“才”、“资”的标准衡量干部现任职务，来确定其等级。

1952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在《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中确定军队干部级别分9等21级。其中，兵团级干部分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兵团及相当于兵团的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正兵团级”；兵团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同时还规定，“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以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确定军官军衔：“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副兵团级干部一共有42人。具体授衔情况如下；

副兵团级上将19名：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陈伯钧、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吕正操。 

副兵团级中将22名：萧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 

副兵团级少将1人：贺晋年。 

不过，对开国将帅所授军衔的酝酿，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55年1月14日和15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就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人员等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与会人员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1月16日，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上报毛泽东主席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预授名单。在这份大将预授名单中，有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等3名副兵团级干部。在上将预授名单中，有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李涛、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等诸多副兵团级干部。

上述元帅、大将、上将预授名单经过多方讨论，到正式授衔时都有一定的变化。元帅人选由11人调整到10人，大将人选由22人压缩到10人。由于张宗逊等12名大将预授人选被调整为上将人选，使得原有的上将人选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因此，正式授衔前对上将人选数量也进行了压缩。主要包括除原作为上将预授人选的陶铸、李井泉、曾希圣等一些兼职政治委员不再授予军衔外，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等5名副兵团级干部由上将预授人选调整为中将人选。1955年9月，莫文骅等5人被授予中将军衔。

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开国中将莫文骅、郭化若

在从上将预授名单退出的5名副兵团级开国中将中，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有两人，即莫文骅、郭化若。莫文骅、郭化若投身革命较早，解放战争时期均担任过解放军的兵团政治委员。在1948—1949年解放军整编后的十六个兵团首任政治委员中，除5名兵团政治委员（含第一兵团未到职的政治委员张子意）后来到地方工作未授予军衔之外，其余11名兵团首任政治委员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1人被授予元帅军衔，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莫文骅、郭化若两人被授予中将军衔。

莫文骅

莫文骅，1910年1月生，广西南宁人。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底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7军参谋、连长兼政治指导员，红7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13师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莫文骅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副政治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莫文骅历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南满（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41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3兵团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莫文骅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南宁市委书记兼南宁市市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莫文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评为副兵团级。作为解放军第14、13兵团的政治委员，仅被评为副兵团级，这是莫文骅没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正兵团级干部除了徐立清因再三申请降衔为中将之外，其他正兵团级干部均被授予上将及上将以上军衔。

据《莫文骅回忆录》披露，莫文骅对自己被评为副兵团级，也有点想法。他认为，是当时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高岗从中作梗的结果。在延安时期，莫文骅曾不同意高岗兼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委员，对当时军民关系发生的问题上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多年以后高岗仍记恨在心。不过，按照全军干部评级时的规定，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基本要在副、准兵团级范围内酌定。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及副政治委员周桓也被评为副兵团级。对于莫文骅的“想法”，后来据他回忆：“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知道后，来电叫我到北京，他和副主任萧华安慰我说：‘胸怀要宽宏一点。个人的事情算了！’并邀我去万寿山玩。林彪也和我谈话，给以安慰。”

1955年9月，莫文骅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从莫文骅的履历看，长期在军队机关院校工作，担任军政主官的时间短，是他仅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莫文骅来自百色起义的红7军，在红7军出身的干部中，已有李天佑、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应该说也是他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一个考量因素。

郭化若

郭化若，1904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参加北伐战争，任炮兵大队第2队队长等职。1927年冬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冬回国，后参加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部队，历任红4军第2纵队司令部参谋、参谋长、纵队长，第4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红1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郭化若历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兼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军事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在延安期间，他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法的研究，在军内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公认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

解放战争时期，郭化若历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化若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解放军第8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军司令员等职。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郭化若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9月，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和莫文骅的经历相似，郭化若尽管参加革命较早，但早年长期在军队机关院校工作，担任军政主官的时间较短，是他后来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央苏区期间，郭化若一度因“托派”嫌疑被开除党籍，时间长达7年，客观上也影响了他早期职务的提升。

来自红二方面军的开国中将廖汉生

来自红二方面军的开国上将本来就不多，当时从上将预授名单退出的只有一人，即廖汉生。廖汉生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还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职务：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设立的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国防部首任部长由彭德怀元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当时有7位。其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克、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廖汉生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

廖汉生，1911年11月生，湖南桑植人，土家族。1927年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3月参加贺龙等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湖北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3军军部书记员、军政治部秘书、第7师党务委员会书记、第9师政治委员，红2军团第6师政治委员、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廖汉生历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副团长、团政治委员，独立第2旅副政治委员、358旅副政治委员等职。1944年后任新四军第5师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兼中共江汉区委书记等职。

解放战争开始后，廖汉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1军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廖汉生任解放军第1军政治委员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52年起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后主持西北军区工作。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廖汉生被评为副兵团级，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干部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个。1954年10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9月，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

对于解放军的首次授衔，《廖汉生回忆录——续》一书中有详细回忆，廖汉生认为自己并不符合授上将的条件，他说：“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符合，但后一项不符，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临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

确实，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如他所言，解放战争中一直是军级干部，没有担任过兵团一级的职务。1955年授衔时，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干部只有彭绍辉、贺炳炎两人被授予上将军衔。两人都是军事干部，均来自西北野战军。彭绍辉是西北野战军第7军军长，贺炳炎是西北野战军第1军军长。彭绍辉是最初的大将预授人选，后被调整为上将人选。贺炳炎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九死一生，是出身红二方面军的一员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唯一的一位准兵团级上将。

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开国中将程世才、李天焕 

在从上将预授名单退出的5名副兵团级开国中将中，来自红四方面军的有两人，即程世才、李天焕。他们俩都来自红四方面军第30军，战争年代一度也有较突出的任职。 

程世才，1912年8月生，湖北大悟人。1930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1师连政治指导员、师党务委员会书记、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90师政治委员、第8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30军副军长、代军长、军长等职。后同李先念等一起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

程世才

抗日战争时期，程世才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程世才历任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南满（辽东）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程世才任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等职。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他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9月，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时任公安军第二副司令员的韦国清则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还担任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同程世才相比，韦国清从抗战中后期起，长期担任部队军政主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还先后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治委员等要职。新中国成立之初，韦国清担负着援越重任，功绩卓著，深受越南胡志明主席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从程世才的履历看，尽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23岁就担任军长，和李先念在红30军做过军政搭档，是红四方面军中一位有名的战将，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但由于西路军失败后，程世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职偏低。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在地方部队和军区任职，尽管也一度担任过南满（辽东）军区那样的二级军区司令员，但毕竟不像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许世友、陈锡联等人任职兵团司令，战功突出，这些都是他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李天焕

李天焕，1912年10月生，湖北黄安人。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底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11师政治部秘书长、第11师第33团政治处主任、红30军第90师政治部主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后随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 

抗日战争时期，李天焕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委员、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焕历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20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天焕任解放军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等职。在1952年军队评级时，他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9月，李天焕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公安军副政治委员。

和程世才的履历相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天焕也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等较高军职。但由于西路军失败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的任职偏低，担任部队军政主官的时间也短，尽管后来接替李井泉担任过解放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但时间较晚，这些都是他仅被评为副兵团级和授予中将军衔的重要原因。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