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附近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50公里；一个是瓦窑堡，位于延安东北95公里。两地如今均属延安市管辖，在中国革命史上，均是与延安精神相融共生、相得益彰的地方。

30年前，我在西北当记者，多次访问延安，也在去壶口的途中三次路过南泥湾，只是未曾去过瓦窑堡。此次旧地重游，发现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交通彻底改观，当年崎岖不平的山间土路变成了高速公路，西延动车两个半小时，南泥湾机场通航27个城市；二是飞播造林大见成效，当年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已经全部绿化了。而让我更为感触的，是对历史的认知。延安不必细说，人们耳熟能详，这里侧重说说南泥湾和瓦窑堡的观感。

一

先从西安说起。重访陕北之前，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里看到一部黑白无声纪录片，名为《通往延安之旅》，时长21分钟49秒，是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拍摄的。遗憾的是，这部影片直到2013年，即在拍摄75年之后，才由瑞士理工学院捐赠给西安“八办”。但是，它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从西安到延安的艰难旅途，以及延安军民的精神面貌。

人们熟知的美国记者斯诺，是1936年7月到访延安的，后来又在1939年第二次访问延安，最后写出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是在1937年春天到访延安的，最后写出了《续西行漫记》《延安采访录》《中国为民主奠基》等一批著作。而瓦尔特·博斯哈德，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欧洲记者，时间在1938年。他拍的这部黑白纪录片，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的第一部摄像片，也是最早出现毛泽东形象的纪录片。正是他们的报道，还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斯特朗等许多外国记者的报道，让世界了解了中国革命，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通往延安之旅》所展示的艰苦路程，今天坐在延安的动车上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坐动车只要两个多小时，而当年坐汽车要五天，山路崎岖，下雨泥泞，还要时刻防备敌匪袭击。1937年，周恩来及卫队就曾在途中遭遇土匪，副官陈友来等20多名警卫在抵抗中牺牲。周恩来一直保存着幸存者的合影，直到去世时，内衣口袋里还装着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周恩来与张云逸（左）孔石泉（右）。照片背面题写“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与这种艰辛形成对比的是一个数据：抗战期间，仅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有4万多人。他们之中，不乏家境殷实、生活优渥者，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有志青年不畏艰苦奔赴延安的呢？

这个问题，在南泥湾让我有了深切的感悟。

二

30年前我去南泥湾的时候，沿途还是山间土路，当年大生产的遗址还处于原生态，道路两侧的窑洞已无人居住，尚无纪念馆。那时我对南泥湾精神的了解，仅限于一支歌。而这一次重访之前，我在西安旁听了一天的南泥湾精神研讨会，同时读了一本50万字的论文集。我的习惯是，走万里路，需要带一本书。这一本文集，让我对南泥湾的理解超过了既往。

如今的南泥湾，已经是一个阡陌纵横、水田如镜，集革命历史展览、生态农业示范、干部教育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化小镇。在这样的景象中，我看到了什么呢？

让我驻足寻觅的，不是那些劳动的场景和丰收的数字，而是那些精神概念背后的历史信息——

我看到了毛主席给王震的一幅题词：“有创造精神”。

南泥湾创造了什么？不是历史上已有的“屯田制”，不是每日刷新的开荒记录，而是以农为主，百业俱兴，“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说：“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这个意义就是，这时候才算是不依赖苏联的外援，真正独立自主了。

我看到了毛泽东给359旅供给部政委罗章的题词：“以身作则”。这个成语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并成为对全党干部的基本要求。典籍中有此含义的出自《论语·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罗章是江西人，他把家乡种植水稻的技术引入了南泥湾。为了指导全旅的生产，他扛着一把䦆头，走遍了26万亩土地的所有生产点。由于过度劳累，跌入深沟，身负重伤。

当年在南泥湾，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罗章这样的形象。毛主席在边区劳模会上说：“你们359旅的干部，从旅长到排长，在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表现出高度的创造精神，不愧为全军的模范。”

美国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南泥湾采访后写道：“王震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王震将军与军垦战士在一起

其实，不仅是359旅，中央领导同志也在艰苦奋斗。毛泽东自己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还种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也成了纺纱能手。朱德先后八次到南泥湾勘查，“鸟兽纵横，蒿蓬塞路，晚上只能找一个茅棚住宿”。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中央对大生产运动中22位领导干部进行表彰，有王震、习仲勋、晏福生、罗章等。毛泽东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句题词，如今集中展示在纪念馆的收官之处。

于是，我有了一点新的感悟，南泥湾精神除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敢于创造。

现在南泥湾纪念馆的名字，叫“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解说员对南泥湾精神的概括是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细细想来，其实是不够的。在南泥湾精神研讨会上，对于南泥湾精神的内涵，南泥湾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与新疆兵团精神、北大荒精神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新的探讨。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罗章的儿子罗海曦，国防大学荣休教授。他在研讨会上谈到，359旅不仅生产是模范，打仗也是劲旅。

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军队的职能，不要以为359旅仅仅会种地。对此，新疆部队老同志都了解，而很多青年人可能是不了解的。359旅在南泥湾大生产之后，从延安一直打到了广东韶关，然后又历经坎坷返回延安。新疆部队老作家丁朗在晚年写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突围》，就是写359旅“南下北返”的事迹。

其实，早在南泥湾时代，毛泽东对于军队从事生产和经商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军队的生产自给，“是落后的、倒退的”，因为“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现在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的军队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生活资料生产自给的怪事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除了应对外部封锁，大生产运动也来自内部需求。南泥湾大生产和同时期的双拥运动，成为密切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两大法宝，成为展示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象征。

在历史上，范仲淹曾经镇守延安，他提出的“先忧后乐”思想，封建时代很少有官僚能够做到。而在延安时代，在南泥湾，人民看到了这种精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不做。共产党最宝贵的这些特质，集中地体现在南泥湾精神中。

在纪念馆的墙上，有一首朱德写给董必武的诗：

“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寛。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只见公仆不见官，丰衣足食万家欢。这就是南泥湾精神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千万青年不怕艰苦奔赴延安的精神动力。

三

在延安期间，接到老朋友李茂林的电话，他正在子长县的瓦窑堡写剧本《谢子长》，我们便驱车去看他，正好补上瓦窑堡这一课。

茂林就是子长人，影视界的党史专家。我在兰州当记者时，他是军区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著作等身，为人直率。他有过三次入伍的传奇经历，写过《陈云回乡》《血祭三八线》《解放海南岛》等几十部影视剧本。倪萍主演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就是他的作品。由于这部电影，时任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召他第三次入伍。这种情况在和平年代仅此一例。由他来讲瓦窑堡，讲谢子长，比解说员生动得多。

瓦窑堡原名“望瑶堡”，是王母娘娘与天厨总管瑶妃的一个神话传说。瑶妃抵抗王母娘娘的专制，给黄土高原留下了五谷杂粮和煤炭、石油。子长县为这个传说还申报了“非遗”，在七棱山上修了“天梯”。但是真正让瓦窑堡名扬天下的，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获悉陕北有红军，因而确定了长征的最后目的地。当时，瓦窑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央领导机构到陕北，最先驻地是瓦窑堡，后来才转到延安。

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见过谢子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时任陕北红军总指挥、中共西北军委负责人谢子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已经去世8个月了。毛泽东后来三次为他题词，并题写了近300字的碑文，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革命开创陕北根据地的功勋。他是被毛泽东题词最多的革命烈士。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瓦窑堡就没有延安。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中央红军不到陕北，刘志丹、习仲勋这些陕北苏区的领导人就完了。当时，陕北红军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下落，中共陕甘晋省委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作为敌嫌关押起来，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中央闻讯派董必武等组成五人小组进行审查，“刀下留人”。事后，习仲勋感慨地说，要是中央红军晚来四五天，我们这些人就不在人世了。

中共中央是在1935年11月7日进驻瓦窑堡，当天就安排与刘志丹、习仲勋等见面。毛泽东见到他们之后，听说还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没有做结论，立即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落实。11月30日，时任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会议，正式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

所以，瓦窑堡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军抗日东征的出发点，也是纠正左倾路线、开创统一战线的转折点。前两点已经是历史，而后一点，仍然有长远的启示意义。

让瓦窑堡彪炳史册的是“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在这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造成的长期孤立的状态。从此，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以及对华侨的关门主义政策。并由此展开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史称南线统战），以及对国民党84师高桂滋部、86师井岳秀部的统战工作（史称北线统战），进而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正是在此时，从莫斯科返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顺着红军的布告，找到了瓦窑堡。毛泽东闻讯从前线赶回瓦窑堡。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解决张国焘的问题立下大功。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南下企图，北上与中央会合。中央红军由此避免了分裂的危险。张浩后来担任129师政委，他因病去世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执绋抬棺，守夜护灵。

徜徉在瓦窑堡那一排普通的窑洞，回望那一段被毛泽东称为一生最困难的历史，令人深切感受到，瓦窑堡会议具有与遵义会议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

一个南泥湾，反映了延安时期官兵一致艰苦奋斗、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一个瓦窑堡，见证了错误路线的惨痛教训和正确路线的导航作用。

习仲勋同志说：“我们任何一个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今天参观南泥湾、瓦窑堡，让我们想到什么？

艰苦奋斗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具体的、可见的。譬如今天讲“自己动手”，当然不需要领导干部再开荒种地了，但是调查研究能不能亲自到场？写讲话稿能不能自己动手？那些自己署名的报刊文章，能不能不要写作班子代劳？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谋败”，仍然是团结奋斗的关键所在。我们过去经常讲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战争年代，“每战必有总结”；重大会议，逢会必有批评。我还记得，当年在杨家岭党的七大会场参观，两侧墙壁悬挂着24面党旗，分别插在六个旗座上，每个旗座上都标有8个大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七大会议上，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作检讨，而七大形成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于是，我理解了，为什么华侨领袖陈嘉庚从重庆到延安，只吃了一顿饭，就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什么连西方的记者也公开报道赞美延安的风气；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我也理解了，党的生命力战斗力来自于哪里？

我们这个党最精华的东西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包括南泥湾，包括瓦窑堡。南泥湾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力量，瓦窑堡则展现了共产党人敢于自我纠错的胸怀。在南泥湾大生产之后，就是七大；在七大之后，就是三年解放战争。解放战争其实打得是人心向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转而拥护共产党，连国民党也知道自己不行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政工部主任）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