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党在陕西、四川交界的大巴山地区建立的秘密红色交通线。川陕红色交通线虽然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但它充满传奇色彩，成为一段人们津津乐道的红色经典，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红色交通线的背景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经商南、山阳、柞水等地北出秦岭，后由蓝田、长安、周至等经汉中、西乡进入镇巴，挺进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挺进川北不久，蒋介石令驻扎在汉中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孙蔚如部（第38军）开往陕南前线攻打红军，企图使孙部与红军在作战中两败俱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早年与共产党人有过接触，思想倾向进步，同情革命。他考虑到孙蔚如部如果与红军交战，双方都会有损失，不论损失属于哪一方面，都是蒋介石所期望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被蒋消灭，授意杜斌丞（著名民主人士，杨虎城故交）寻觅中共地下党员前往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驻西安情报组负责人王佑民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武志平（国民党38军参谋、地下党员）利用其在杨虎城、孙蔚如军队中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党组织收集军事情报，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及其他地区的秘密交通线，争取十七路军在“剿共”中保持中立。

杨虎城的高级顾问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在陕西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与杨虎城又有很深的友谊，武志平与杜斌丞的关系亦相当密切。不久，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到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武志平前往迎接，途中武志平分析时局说：“这次，蒋介石让十七路军围攻川陕红军，就是想使我们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

杜斌丞同意武志平的分析：“对蒋介石的阴谋，杨主任心里很明白。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武斗胆进言：“若您能建议杨主任就停战议和的问题同红军谈判，达成协议，对十七路军来讲是很有好处的。”

杜斌丞沉思片刻，突然用手拍着武志平的肩膀，兴奋地说：“想不到你的肚子里还有这么好的主意！我一定会把你的想法转告杨主任。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几天以后，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说杨虎城已同意那项工作并由武志平具体负责。与此同时，孙蔚如的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来到汉中，带来杨虎城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劭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

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五.四               

这件珍贵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

武志平反复揣摩“佐劭”二字，认为杨虎城的意图就是让自己去做联络红军的工作，这与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不谋而合。

杨虎城、孙蔚如先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张含辉、武志平为代表，与红四方面军会谈，因张含辉去川北途中被土匪杀害，谈判的任务由武志平担任。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其时，孙蔚如已收到杨虎城的密信，因而他们的谈话极易接近。经过充分讨论，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联系。在孙蔚如看来，这是一次危险的行动，所以关切地叮嘱道：“老弟！这一件事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命运，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绝对严守秘密。你的任务很艰巨，如果在路上不能通过，也不要勉强，依然折回来，千万别冒险。”

武志平坚定地表示：“执行长官的命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行前，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要在如何取得红军信任上多动脑筋。于是，武志平向孙蔚如提议，要给红军“表示表示诚意”，而孙蔚如却说：“有我这封绢书足矣！”为了完成好任务，武志平利用职务之便，将一套川陕甘军用地图以及密码、口令等，打包封蜡，准备送给红军。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只身穿越山高谷深、野兽出没的大巴山脉。刚钻进深山老林不久，就被当地土匪袁刚劫掳到匪巢黑风洞。几名土匪见包袱里没有现洋，没有金银手饰，也没有山货商人收购来的珍贵皮毛、药材，却尽是些地图、文件之类的东西，不禁大失所望。

袁刚坐在一条宽凳上，腰间插着垂着红绸穗的“快慢机”，目光凶狠地盯着武志平，问：“是瓢子还是瓤子？”“是商人。”武答道。袁狞笑着：“你老实说，你是胡宗南的探子，还是杨虎城的探子？”武志平暗想，土匪一向不买军阀的账，不管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不管是胡宗南还是杨虎城，谁的货都敢抢，谁的人都敢杀。但土匪崇尚一个“义”字，说对路子也许能逢凶化吉。他抬起头来，双手虽被反剪着，仍然弓着左腿，向袁刚行了个江湖之礼。

武志平这一招令袁刚感到意外，难道他是江湖上的人？于是对起江湖暗语：“洪门四梁？”武对答如流：“山堂香水。”“洪门四柱？”“恩承保引。”武怕被问出破绽，主动道来：“燕山愚子过川来，久闻此地出贤才，礼貌荒疏休见怪，我与拜兄送宝来！”听了此番暗语，袁刚确信武志平乃洪门之人，遂亲自松绑，并喝令喽罗们将其携带的包袱行李归还给他。土匪毕竟是土匪，对武志平携带的机要军用地图和几组作战联络信号、口令、密码等并未追问。

武志平见惊涛已过，便道出自己真实身份：“小弟虽是江湖之人，同时在三十八军供职，少校参谋，如果老兄有用得着小弟的时候，尽管吩咐，小弟愿效犬马之劳。”袁刚大喜，特为他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压惊，席上还用尖刀割下雄鸡头挑到他的嘴边，这是款待贵宾之礼。武志平坦然张口承接下来。这次深陷龙潭虎穴，却有惊无险，并与匪首袁刚交上朋友。两天后，武志平与袁刚告别，又在深山老林中走了3天，历尽千辛万苦，于5月21日，终于进入了川北苏区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接上关系。武志平首先见到的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武志平撕开棉袄的衬里，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孙蔚如的绢书。傅钟接过去，只见上面写着：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殷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傅钟读罢绢书，赞扬说：“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杆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他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军用地图、密电码、灯语、旗语等绝密要件，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而送来的见面礼。这些东西对刚刚进入川北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当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军用地图，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说：“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这份地图成了当时红四方面军仅有的一份正规军用地图，徐向前视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解放后在颐和园设家宴招待武志平的谈话中得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另有图谋，叶剑英深夜悄悄带走的那份军用地图，就是武志平这次送去的。至于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波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他当时住在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有100里山路。为见来使，张国焘派骑兵迎接，傅钟也派专人护送。途中，武志平面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张国焘热情迎客，设宴为其洗尘，并将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高级干部找来相陪，交谈了许多情况。 

武志平怕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故在席间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张国焘连连点头。 

二、红色交通线的建立。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研究后认为，十七路军主动前来联系，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同时，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得很厉害，苏区急需打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在汉中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十七路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正因为是秘密签定，“汉中协定”又称“汉中密约”，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一章。

杨虎城、孙蔚如为了使这一联络工作秘密进行，决定由武志平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设立联络点，并由他负全责。

杨虎城、孙蔚如的支持对武志平来说，当然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在工作中，仍然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武志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公开的职务是杨、孙的使者，实际上又是党的工作者，在秘密为党工作。这样在工作中就必须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必须随机应变。在白区，职务是公开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表面活动超过了白区所许可的程度，便立刻会给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苏区，工作是公开的，行动则是秘密的。我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是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而我的党组织关系联系人则远在西安，并且是单线领导，遇事请示报告都有困难，往往缓不济急。因之，遇事要多动脑子，独立思考，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地面对发生的具体情况。”

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线，武志平选择了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凉水井作为据点，并自己动手盖了两间茅屋。由于武志平的双重身份，有关工作既不能由红军派武装帮助，也不能依靠白军掩护，只能依靠当地群众进行。

秘密交通线开通后，情报和物资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就是通过这两间茅屋源源不断地送往川北苏区。

武志平第一次去川北苏区带去军用地图等物是没有经过孙蔚如同意的。第二次去苏区之前，武志平与孙蔚如商量，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是否赠送一些红军所急需的军用地图、西药与无线电零件等物品。孙蔚如表示同意，但又说，地图只给川北部分，并强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除了以上物品外，武志平与徐以新利用由汉中回川北苏区的机会，又自行购置相当数量西药和其他物资，一共20余担，运进川北苏区。

然而，当地的土匪徐耀明部却多次企图掠夺运往苏区的物资，严重威胁这条交通线，劝他约束部下，他又佯作不知，因此武志平下决心除掉这股土匪，为民除害，并确保交通线畅通。

由于特殊的身份，武志平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无论是红军，还是十七路军。于是他想到了匪首袁刚。第一次进苏区时武志平曾与袁刚交上朋友，以后经常有书信往来，武还为袁活动，使他当上西乡县民团团长。徐耀明与袁刚素有矛盾，当他得知袁刚投靠陕军并对红军保持中立后，气得暴跳如雷，决意消灭袁部。6月下旬，徐耀明派副官晏某到镇巴代池坝联络杨均的民团，约期两面夹击袁刚。但是，当晏某从代池坝返回南郑广家店复命时，却被袁刚安排的游哨截获。袁刚从晏某身上搜出杨均给徐耀明的复信，认为“打人不如先下手”。 与此同时，武志平也找到了袁刚。一见面，袁刚就向武志平宣泄对徐耀明的不满，武志平听了，不动声色，只是讲了一段《水浒》中林冲火并王伦的故事（洪帮把梁山义气作为信条）。袁刚遂决定立即进军广家店，消灭徐耀明部。7月初，袁刚以给徐耀明拜寿为名，带领10多名骨干先行，又安排两路人马随后接应。袁刚到广家店的当晚，徐耀明以洗尘为名，设宴招待袁刚等人。他设下伏兵，欲擒袁刚等人。正当酒席热闹之际，袁刚摔杯为号，首先开枪打死徐耀明，尾随接应的两路人马及时赶到现场．三路人马里应外合，消灭了徐卫队和伏兵，缴获长短枪100多枝。

武志平先在川陕边界建立了两条秘密红色交通线：一条以汉中幺儿拐为起点，经南郑的牟家坝、回军坝、天池寺、凉水井、羊圈关、华林坪、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另一条以汉中为起点，经南郑的牟家坝，城固的天明寺、二里坝、大盘、小盘再到南郑的法慈寺、麻桑坝、八海坪、碑坝，进入川北苏区。在汉中和川北沿途设有凉水井、马桑坝、碑坝3个交通站，在华林坪、马南山、回军坝和汉中幺儿拐也设立了交通站。就在这两条交通线运行中，从川北传来消息，国民党川军近一百个团的兵力压向川北，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总部困在万源、城口一带。这样，经南郑县牟家坝到碑坝进入川北苏区的秘密红色交通线被阻断。武志平获此情报后，急赴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汇报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黄超代表红军与国民党十七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谈判，以巩固达成的秘密协议。同时，武志平又授命开辟了一条以汉中为起点，经城固、西乡县沙河坎、堰口、罗镇、镇巴杨家河、九打杵、拴马岭、镇巴县城、毛垭、高脚洞、渔渡坝（后改为由镇巴县城、九阵坝、长岭、降头山、关门垭）进入川北苏区的秘密红色交通线，又在渔渡坝街上王家客栈设立了交通站，鉴于渔渡坝离滚龙坡红军驻地太远，安全系数较小，周围敌特势力较强，后又改设在黎坝的黎家院子。

三、红色交通线的收官

1935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红军部分主力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也渡过嘉陵江，川陕地区红军数量和实力大增，这引起了国民党极大的恐慌和震惊，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将大量的嫡系精锐中央军调入陕西四川一带应对红军的发展，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将非嫡系和他怀疑有“通共”嫌疑的部队调出，其中就有孙蔚如的38军。这样一来，交通线就失去了掩护和屏障，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此外，国民党的各种特务和情报机构也大量渗透，使地下工作困难重重，最后组织再三权衡，决定放弃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最终于1935年6月终止了川陕苏区红色交通线。

武志平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的过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他写有两首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开辟秘密交通线的艰辛与喜悦。现抄录于下：

渡天池寺

披荆通馈餫，蹑险过严关。

营护劳百姓，崎岖走万山。

大军齐鼓舞，吾道不艰难。

还与诸同志，殷殷策治安。

初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夜渡关河险，浑望蜀道长。

貔貅多正肃，狾狗尽消亡。

羽檄传荆豫，壶浆遍雍梁。

红旗招展处，映日有辉光。

由于他与红军交往的这段历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蒋介石亲自下令给杨虎城，让其逮捕武志平，武志平被迫离开了38军，又辗转全国各地，吃尽了苦头。“文革”中因为彭德怀元帅鸣不平，又受到牵连，上世纪80年代平反，曾任国务院参事（副部级）。杨虎城将军的秘书王菊人写诗概括武志平的坎坷人生： 

此中有人呼欲出，手提头颅忘生死。 

革命征途倍艰辛，热血洒遍妖气止。 

为国忘家更忘身，九死不变岁寒心。 

吾人处世重节操，方知古今亦完人。 

武志平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留存的《秦蜀日记》，始于红四方面军进军川陕地区，终于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之际，主要是记录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的经过。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在近五十年的岁月中，我在白区两次被捕坐牢，长期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有一部分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 日至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遗失了。现在这一部分日记能够保留下来不容易；原来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后才整理，抄录在现在的本子上。限于个人的水平，其中难免欠妥之处。我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是留恋的，因而也十分珍惜这一时期的日记。

武志平开辟川北苏区秘密红色交通线这段历史，我国著名红色作家袁静在其长篇小说《红色交通线》中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了真情演义。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共军事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吴智（武志平的化身），他的公开身份是西北军军部参谋。“打入敌人内部”这一行为本身就富于传奇色彩，而吴智机智勇敢的传奇色彩又折射出他所需要应对的当时社会环境的混乱与芜杂，使这部表现国共两党斗争的小说少有说教，却具有浓郁的大巴山民间生活气息。

在秘密红色交通线运行过程中，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了不少同志。在渔渡交通站，负责联络的张交通员被敌人发现后枪杀于渔渡塔子河坝，同时遇害的有与交通站保持密切联系的渔渡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许茂林同志。在黎坝秘密交通站，负责物资接收的红军干部陈友盛和战士杨兴华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遭到反动民团的伏击，壮烈牺牲。黎正刚也被国民党逮捕，严刑拷打，忠贞不屈，后杀害于长岭街后河坝，终年42岁。如今在镇巴还流传着“灵猴救主”“雪夜歼敌”“断头岩上的枪声”“童子团生擒团首”“血染稻田”“战斗在降头山上”等红军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血染稻田”故事是说：1934年夏季的某天，烈日当空，酷暑难耐。黎坝秘密红色交通站站长陈友盛带领两名红军战士，在黎坝街上等待前来接洽的国民党38军派出的交通员。“呯、呯”，两声清脆的枪声传来，赶集的人立刻骚动起来。“不好，棒老二来了”。人群中发出一声声呼喊。几名身着黑衣服的人，没有去追赶人群、抢劫东西，而是朝着陈友盛和两名红军战士扑来。“不是棒老二，是特务，快跑”。陈友盛吩咐两名红军战士急速撤离。特务在后面穷追不舍。怎么办？陈友盛略一思索，立即命令两名红军战士各走一边，分散撤离，而自己则朝着特务连开数枪，将敌人引向田坝方向。正当两名战士要冲出巷道之时，一大帮手持大刀、梭镖，身着黄衣，头戴黑帽的人又围了上来。原来是黎坝民团中队长黄在贵闻讯后，立即带领本部团丁由塘口向黎坝街上赶来，并在街后南面与陈友盛等人相遇并打起了遭遇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名红军战士机智逃出包围，另一名红军战士杨兴华身负重伤，后救治无效英勇牺牲。陈友盛为掩护同志撤离，一人击毙数名团丁，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倒在了黎坝街后的稻田里，壮烈牺牲。

四、红色交通线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秘密战线的英雄武志平等同志在川陕苏区开辟的三条秘密红色交通线，从1933年6月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是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很多重要情报和物资、人员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到川陕苏区的。

川陕苏区秘密红色交通线的开辟对打破国民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困封锁、解决物资奇缺、争取战争胜利、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起到了巨大作用。“汉中密约”的签订，为团结西北军抗日和“西安事变”起到了铺垫作用。武志平先后11次进出川陕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黄超3次来汉中。他们每次往返除交换大量情报、交接军用地图、文件、密码外，还从汉中运往川陕苏区大批军用物资及生活用品。仅徐以新第二次来汉中时，就运回20多担物资。另外，中共陕南特委为红四方面军募集的大批资金和物资，都从这三条交通线特别是第三条交通线上运往川北苏区，有力地支援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没有了陕南方面的后顾之忧，就可以专心对付来自四川军阀的围剿，先后击溃田颂尧的三路围剿和刘湘的六路围攻，取得了 “空山坝战役” “宣达战役” “万源保卫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这期间，陕南苏区所属游击队、赤卫军200多人在大河口击溃国民党陕军2个团，粉碎国民党川陕军队会合的企图，也是秘密交通站及时送出情报而取得的。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在《陕南党组织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大贡献》一文回忆说：“红四方面在川陕苏区发展那么快，和四川、陕西地下党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徐以新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川北根据地。潘自立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廖承志大概也是这条线进来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带来了党的信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另外，在传送物资方面，在互通情报方面，这条交通线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