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灵活运用电台实施通信联络、侦察、破译、伪装，及时掌握敌军企图和作战部署，有效提升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对挫败敌人阴谋，保存红军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巩固中央苏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合影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灵活运用电台实施通信联络、侦察、破译、伪装，及时掌握敌军企图和作战部署，有效提升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对挫败敌人阴谋，保存红军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巩固中央苏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先机制敌立大功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依靠这一部半电台搜获大量情报，使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将敌人打得焦头烂额。1931年4月上旬，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带领无线电队日夜不间断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由于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向红军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5月12日18时，红军无线电队收到敌驻富田的第28师师部电台发给该师驻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住富田，明晨出发。”敌留守处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毛泽东和朱德看到情报后，立即下达了“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的命令。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第28师全部和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同时还缴获国民党军一部100瓦的完整电台，俘获敌第28师全体无线电人员，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红军电台不断侦听国民党各部队间的往来电报，并以此制订战略部署。最终，红军以极小的损失，作战15天，横扫七百里，取得5战5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绩。在第三次反“围剿”行动中，红军侦收到何应钦“限十天扑灭共匪”的电令，凭借缴获的密码本，将电报内容全部译出。掌握敌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后，红军立即决定集中兵力，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从敌人薄弱的东面打开局面，取得3战3捷。

1933年1月4日至5日，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在黄狮渡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第13旅，再占金溪。蒋介石电令第90师和第27师担任主攻，第14师和第5师负责牵制，红军依据敌作战部署分路设伏伺机歼敌。在6日午夜至7日凌晨，独自当班值机的曹祥仁突然发现国民党5部电台异常活跃，均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他快速转动旋钮、选台侦听，同时对5个电台信号选择处理，破译出敌人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企图分两路合击红军，第14师和第5师负责迂回切断红军退路。红军立即调整部署，红一军团、红二十二军星夜转移至枫山埠附近接敌，增派红五军团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14师和第5师。最终，红军在枫山埠一带重创敌“铁军”第90师。

在随后的草台岗战役中，军委二局截获敌第5军和第11师来往密码电报，红军三改作战计划，最终顺利围歼国民党王牌部队第11师，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行动。在这几次反“围剿”战役中，侦收的情报成为红军提前掌握敌人动态、下定作战决心的主要依据。

指挥高效同步调

自反“围剿”作战开始，红军无线电队一直使用这一部半电台进行单向通信，只能搜获情报不能沟通联络。最初，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毛泽东和朱德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前方有事时，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东固一战，红军完整缴获了敌第28师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一部。于是，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泽东、朱德到前方；王诤、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不久，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急电，敌企图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面对蒋介石调集的30万大军，红军总部通过无线电联络指挥两个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再由西至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歼灭，取得6战5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的电台增加到10部。随着电台数量增多和技术力量增强，红军成立了无线电总队，主力部队成立无线电分队，并配置改装电台，建立起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保障了红军总部同各方面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中央苏区还前后数次向湘赣苏区输送无线电通信人才和无线电台，以打通联系。

1931年6月，红军前方电台同后方办事处电台实现我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联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由此正式开始。1931年9月，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建立通信联络，完成首次通报，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上海地下党组织搜集到的敌军事情报，可通过无线电源源不断提供给前方，有效配合前方斗争。毛泽东曾评价，“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暗中角力识“天书”

由于多次“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加强了无线电通信保密和密码使用，先后明文规定“党内交流要使用密码”“各个部队要不定时更换密钥”，还特聘国外专家为其重新编排电台密码，红军侦收的电报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对此，红军成立专门侦收和破译无线电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一面布置侦察台抄收密电，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另一面向周恩来、王诤请教编码规律、敌密码编制和使用规律。1932年8月，红军取得宜黄战役胜利后，缴获国民党军第27师大量电报底稿。曾希圣在敌第9路军司令孙连仲所发30多字的密电中找到线索，他指示侦察台重点抄收孙连仲电报。同时，根据发电习惯、行文风格，比对电文，前后猜字连结，还原出敌“展密”密码本。1933年初，国民党开始使用非明码做底本、上下左右没有固定关系的特别密码本“猛密”，并且更换频繁。即便如此，曾希圣带领人员用7天时间成功破译，全部掌握敌基本位置、行动企图、部署调动、装备补给和口令信号，为红军后续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敌人在“围剿”行动中，还不断加强对我军情报侦收。周恩来在吸取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特点，创编我军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豪密”，只有对话双方各持一本相同书刊按约定顺序查找对应字句，方可翻译电报，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予敌军分析的机会。为保证我军无线电通信安全，自1932年起，中革军委相继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等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极端重要性，对通信联络保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要求防止技术上失泄密和敌人窃听，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纪律。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