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这对政府建立健全制度规则，主动利用新技术手段，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这是适应新技术产业变革对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需要。当前，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技术产业变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革命，以其特有的技术和社会属性，正在给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乃至治理方式带来深刻变革。从经济方面看，智能化工厂、全产业链、跨行业融合、平台化产业组织越来越成为生产方式新主流，按照一二三产业分行业的统计和管理方式、对平台化产业组织的监管方式等需要变革。就业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需要相应调整，以适应弹性化、个体化就业方式。从社会方面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收入分配差距和就业的影响是双向的，社会通过互联网高度联通后，既可能增加价值认同、增进社会团结，也可能导致社会走向分化、碎片化。正确管理和引导社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新课题。

第二，这是在新技术手段条件下提高政府经济管理效能的需要。一是新技术手段延长了政府管理半径，降低了管理成本。比如，可以推动管理流程在后台跨部门、跨地区整合衔接，这有助于打破条块和属地分割，使综合执法更有条件，跨地域监管成为必然。二是新技术手段改变了政府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催生数据化决策和智能化决策，加速推动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比如，利用大数据研判宏观经济形势、运用行为数据模拟改进制度设计的条件更为具备。三是新技术手段推动管理手段更新，以前置审批为主的治理方式和依靠大量人力集中检查的治理手段，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系统日益复杂的现实，而利用新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应对能力。比如，产品溯源技术使得从生产到流通全环节监管成为可能，有利于实现质量问题的精准溯源和追责。

第三，这是在新技术手段条件下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需要。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公共交通、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将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提供成本，提高服务精度，提升人民获得感。比如，医院患者身份单一标识和电子健康档案，既便利了患者，也提高了医生诊断质量；再如，远程教育提高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将有力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缓解争抢优质学位的矛盾。

第四，这是新技术产业变革将产生许多行政管理制度规则空白，亟须补短板、强弱项的需要。一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中，亟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对数据相关立法、执法、司法作出一揽子设计，明确数据的权利属性、权能内容、保护方式等，强化企业不当处置个人数据责任承担，保护个人权利。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商业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法律法规将出现不少空白点。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道德标准缺失；再如，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损害后果的责任分担等缺乏相应法律规范，需要对科研产业人员加强科技伦理规范。三是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和数据采集、汇集、存储和使用部门化、分散化、碎片化问题越发突出，阻碍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制定规则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和互联互通，为提高新技术条件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基础数据库支撑。

总之，新技术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将倒逼政府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制度规则设计，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工具、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变革，提高利用、驾驭新技术手段的能力，更有效进行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