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自贸区建设不仅是以新的制度红利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及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战略选择，更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点。

在中央顶层设计下，自贸区沿着谋定而后动的路径探索发展。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以来，自贸区发展已经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发展到如今的“雁阵齐飞”。分批次批复与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展现了自贸区由探索到成熟、由试点到推广的稳步发展历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表明新形势下自贸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价值。

自贸区承载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使命，自贸区的建设发展与改革创新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选择、战略目标与顶层设计的匹配性、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适配性，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不断优化时空布局、明晰战略定位和创新改革举措。

第一，明晰自贸区战略定位的差异性。明晰战略定位能够提高自贸区的独特性与辨识度，防止因发展实践同战略目标脱节而导致功能异化。差异性战略定位则是要将顶层设计与自身特色相融合，与国家打造“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目标相匹配。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它首先必须是制度创新试验区。差异性战略定位的实现需要与之相匹配政策的保驾护航，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优化组合要与自贸区战略目标相一致。

第二，高度重视多区重合与政策叠加问题。自贸区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创新的战略高地，不是政策优惠的洼地，也不是开发区的升级版，更不是地方的自留地。多区重合与政策叠加可能导致自贸区战略定位模糊化和政策支持同质化。自贸区发展要突破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的改革，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试验田”。自贸区发展要高度重视“竞争”“合作”与“协同”问题，建立宏观协调机制，建构信息疏通平台，消除自贸区之间同质化不良竞争。

第三，加强自贸区改革创新发展的风险防控。“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点压力测试，把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自贸区防范风险提出的明确要求。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的先行试验区，在区内实行负面清单等放松管制政策将会吸引大批外资、经济体的进入，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才能不断筑牢安全网。自贸区要以“严管”确保企业“宽进”后的良好发展秩序。自贸区改革创新尚处于探索时期，通过法治建设弥补法律规范缺位、完善法律体系和明晰制度规则势在必行。法治化是自贸区“严管”顺利实施的前提保障，法律规制、信用机制、综合执法是最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第四，坚持试点经验学习借鉴与自主探索创新并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自贸区承担着改革创新探索、创新成果扩散转化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等重要使命。自贸区改革创新成果的扩散不能仅仅依靠中央层面统筹推广，还有赖于各地区主动学习改革创新经验并在借鉴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自主探索创新。

第五，毫不动摇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深化自贸区改革创新并举。自贸区发展要统筹疫情防控和改革创新，建立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深化改革创新的协调机制，在精准研判疫情影响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高质量发展、多领域联动改革、改革机制完善等方面务实推进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创新。自贸区要在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基础上提升改革发展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分别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编辑：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