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中央决策层的这一指导意见，包含十分丰富且深刻的内容，具有长期视野与“跨周期”前瞻纵深的战略思维，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将其精神与要领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

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与“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长期问题紧密关联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GDP增幅下降，已从2010年的10.6%，下行到2019年的6.1%。这一过程中，首先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因素，使“牺牲一些速度”而寻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后又在2018年开始，叠加了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2015年后长达12个季度经济增速为6.7%-6.9%）未能得到稳固而继续下行；再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形成使经济急剧下行的严重冲击，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负增长局面（一季度-6.8%）。

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其下行与低速特征而言，是新常态、贸易摩擦和疫情三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如从时间维度考查，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中长期问题，我们还要经过5至10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以比6%可能更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以中高速可持续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贸易摩擦必然是一个中长期过程，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如何完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十分明显的不确定性，本土最严重的短期冲击已过，但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抗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中长期与新冠病毒的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其消灭。一言以蔽之，上述这些紧密相联于经济形势复杂性、严峻性的问题，都具有中长期问题的特征。

为把握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必须充分认识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性

对“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长期问题造成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力求加以对冲，所以面对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别无选择地要运用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原则，指导方针上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对于“内循环”的倚重，将其作为扩张需求给经济升温的主体因素。但是注重扩大内需、抓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在内外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的相互促进。

这种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而其中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体现出其长期性，因为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来自美国，这是构成中国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要成因，我们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形成足够长期的思想准备，把握好内循环与双循环中内生潜力的释放及其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御。

长期坚持结构调整战略方向，掌握好跨周期调节

自2010年以来的阶段转换与引领新常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中央的分析认识十分明确，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所需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出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

基于这个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把这一由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确表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主线，这显然是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全时段的，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超长期概念。在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央明确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调节”，正是把我们调控任务的前瞻视界，放在风云变幻、潮来潮去的“跨周期”战略高度，以指导我们的全局部署、总体协调和各项工作，以求能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有备无患，处变不惊，在掌握好跨周期调节之中，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

持久战思想落在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上

中央的战略思维，在立足中长期、跨周期推动“稳中求进”的现代化进程考虑中，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持久战”的认识角度。要保持战略耐心、前进定力而持久地应对挑战与风险，完成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冲关。这一思想要领，合乎逻辑地落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上。

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我们在长时期中追求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而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上，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潜力”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就全国而言，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为44.38%）再适当靠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为60.6%）来认识——我认为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么完成工业化、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至少还要走过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还极为可观——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我国经济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定增长状况，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作为客观条件的。

中国长期稳定增长的实现，又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紧密相联，是必须把握好的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是内部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与外部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竞争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的交织，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竞争问题，我们将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上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