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向国际国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一方面要在传播内容方面下“绣花”功夫，切实提高传播内容深度与历史文化厚度，一方面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同时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催生的社交媒体新业态、新平台，借助强大的民间动员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精彩故事。

深刻理解信息化时代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

进入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便捷交互使得传播无处不在。应该充分看到这给传播领域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为中国精神在国内外有力传播提供了全新机遇。

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石的社交媒体平台是高效、便捷、多元、低成本的传播工具，每个人都可以用于创造和传播。从微博、微信发展到今天的抖音、快手，广大网民自愿参与，人人都有麦克风。自媒体高度发达，社交智能媒体平台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是众多个体的聚合空间，它通过网络空间一个个用户间的协同与交互，形成独特的聚合“圈层”与“部落”。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中国精神的传播内容和题材选取能够更多体现个体的需求和特质，在表达形式和表现风格上都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类似李子柒，还有用美国乡村音乐描述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歌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克·力文，他们带来个性化的、完全出于自愿的传播，形成了更加丰富的视角与观点，创造了巨大的传播价值。可以说，移动互联网媒体生态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与推动力，还能够实现中国精神的精细化、定制化、智能化、个性化传播。

同时，也要直面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外传播所承受的压力。中国的不断进步日益被西方视为挑战和威胁，中美之间经贸摩擦日益频繁，甚至蔓延到其他领域，在全球传播领域仍然居于垄断地位的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加大了用双重标准曲解中国的力度……受这些因素叠加影响，西方一些国家部分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下降。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意识形态立场出现对立化的情况下，达成正向传播与交流分享的任务比以往遭遇更大困难。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人们会把“拟态环境”误认为客观环境。人们依赖来自媒体的信息供给去认知事物，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它们通过对选择的象征性事件进行加工、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并不客观，是一种被扭曲的“拟态环境”。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算法加快了形成“拟态环境”的扭曲信息的获取速度。尽管中国无意挑战西方，但是美国出于保护自己霸权中心地位的需要，开动国家机器，与硅谷的信息技术公司默契互动，对华为、抖音、腾讯等展开“围剿”。为了合理化这种“猎杀”，无论是否有新冠肺炎疫情，媒体都会持续加大对于中国的负面传播操作，将中国置于“拟态环境”之中。

加快补齐中国精神传播内容方面的短板

有效传播的前提说到底还是以内容为王，必须解决好中国精神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在内容和选题上，不能用一个方案面向所有人群，而是要在差异性基础上因势利导。要在传播内容方面认认真真下“绣花”功夫，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用户的接受习惯，提供不同的内容版本，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

以往的对外传播在内容策略方面存在着不平衡和简单化倾向，比如对中国文化名片的依赖程度过高。文化艺术本身有“低政治”“高亲和度”特点，通过打造文化名片帮助中国精神走向世界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舞蹈家林怀民、音乐家谭盾、视觉艺术大家蔡国强、著名导演张艺谋等都是中国文化名片的传统代表。但也应看到，无论动画片《功夫熊猫》也好，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也好，还有近几年吸引了一部分欧美粉丝的网络玄幻小说《诡秘之主》也好，在西方传播过程中收获的是某种对于“异国情调”的好奇与兴趣，这样的中国故事还不能够在厚度和广度上传递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中国精神。只有基于历史文明的内容对话，才能够带来平等与彼此尊重，而基于现代化的内容对话，才是能够带来合作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绵延不断文字历史记录的文明国家。中国精神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波澜壮阔的文明历史。然而，中国历史资源的学理化、可传播化明显是一大短板。我们的历史叙事更多还停留在对内教育宣传的层面，没有能够产生出全球传播、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文明比较和政治制度史比较的话语体系上，我们也还没有能够构建出融通古今中外的新范畴与新表述。“以史为鉴”是各国精英和知识分子共同的话题与兴趣，比如中英合拍的《孔子》在欧洲就受到欢迎，一套《大秦帝国》就感染了无数受众。将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作为文明传播的材料，不仅能够大大提高传播的人性化效果，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在历史叙事的人物中也能够得到自然而然的诠释。

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熔铸的革命精神提炼不够、传播不到位，是我们传播内容打造中的另一块短板。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上甘岭精神、鞍钢精神、航天精神、红旗渠精神、深圳精神、浦东精神等，这些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些宝贵精神财富，理应理直气壮讲、世世代代讲，并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永续传承。

讲好中国的故事，核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令人欣喜的是，关于我们党的成长与壮大这个题材的挖掘与影视化深度呈现，正在日益丰盈。2019年7月，一部旨在记录中国消除贫困努力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登陆美国电视荧幕。在中央组织部支持下，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主持人和撰稿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陪同美国摄制团队走访位于贵州、甘肃、山西、四川、海南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家庭，采访了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讲述了真实感人的故事。摄制组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脱贫攻坚工作，首次深入探究中共的治理结构、组织能力、以及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意识形态敏感度越来越高，向世界介绍清楚中共的历史和中共秉承的中国精神，尤为重要。

发力新型主流媒体和社交自媒体双重阵地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要坚持“移动优先”的策略，以增强引导力并占领舆论制高点。2020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进一步提出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并要“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

无论是由多种媒体构成的立体化传媒集团还是“网上网下”的融媒体传播格局，其中的关键都是主流媒体依托其喉舌定位，关注社会重大事件，并凭借其强大的话语能力和竞争优势，引导社会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新型主流媒体在面对新技术手段时，要警惕纯粹的技术导向，同时要对媒介技术的“潜力”保持足够的敏感，不断增强竞争力，拥有强大而持续的话语优势。尤其是要根据社交媒体的新业态和分工规律，形成多种表达、分众传播的主流话语的立体化传播格局。例如大型时政节目《这就是中国》播出以来，不仅在时政节目收视率上排名前列，而且视频的精华部分进一步加工为15分钟、5分钟、30秒、15秒等不同长度的短视频，在今日头条、抖音和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达到了立体传播的效果。

双层传播结构中，社交新媒体的低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媒体的平民化、高度社会参与性，将来自民间的热情和诉求激发和调动起来。2019年香港出现乱象期间，产生了“帝吧”“饭圈”出征这样的自发网络斗争现象。自媒体的充分发力，使正能量内容的传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产生了大量“民间网红”。他们积极表达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凝聚力，积极传播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中国气概，生动诠释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深刻含义。

对于草根性强、战斗力强的“民间网红”和网络“圈层”“部落”，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也要在方向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发挥他们生动、精准“讲故事”的传播能力，把我国的国情、社情、民情讲清、讲深、讲透，让外国人对中国为何成功、共产党与百姓的紧密联系、“一带一路”的天下情怀等背后的中国精神能有透彻的认识，从而有效提高我国的软实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编辑：白雪）